这件事情在朝堂上据说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一般人能够理解,既然要北伐,那就必须要建材和扩军,没有粮草和士兵,上哪里去打仗?
但是,国家还有一部分沦陷区在金人手里,想要恢复到仁宗朝、英宗朝那样的全盛贸易岁入过亿,也不太可能,要不然赵官家也不会一门心思支持张俊搞海贸了。
而东南和巴蜀作为靖康之后建炎年间赋税和徭役最重的地方。本身对北方的战事毫无兴趣,全凭官家的威望强压,在大战之前做出一定的安抚也是有道理的。
更不用说,东南本是道学家和退休官员聚集的地方。牢骚满腹,都是说轻的。赵宋官家要建立新总,毕竟也要礼敬这些曾经在国家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物。
但最惹人争议的还是“正名”这一条。官家强迫二圣回忆当年和金国交往的种种弊端和错误。等于让他们在底报上公开写回忆录,这种逼迫父兄的行为简直把他们安置在少林寺和洞霄宫还要恶劣。几乎遭到了所有道学名家和一些老年儒者的反对。就算是原学一派,也多有缄默者。
毕竟中国是个孝道社会,赵九敢如此刻薄的对待太上道君皇帝,那是因为靖康耻的惨痛太过强烈。每一个大宋人民都受到了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他们对赵玖一些过激的言行都会置若罔闻。但这个容忍度并不是无限的。
但话又说回来,凭借着赵宋天子这些年的绝对权威,他想干什么事情,又有谁能真正拦得住呢?哪怕金国那边三个摄政亲王也不行。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朝廷仿效了靖康中的那次着名朝会,以数人头这种方式直接的通过了张浚的一揽子方案。
真正对此激烈抗辩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靖康时节的气节之臣李纲。吴瑜知道那一天赵官家非常生气,连后宫都没有回,是直接到的吕公相府上过吃的晚饭。
等回来了之后,黑着脸一句话也不想多说。吴瑜见状,压根儿就没敢抱儿子出来。
吴瑜坐在一旁,轻轻的给他顺着气,难得劝慰了一句,“官家为江山社稷受了太多的委屈,但臣妾当时读书,有这么一句话记得很牢固,受国不祥,为天下王。。。。。”
赵官家轻轻一笑,复又敛了神色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这也不是怀疑李伯纪的操守,只是有些失望罢了。君臣这么些年,朕一直以为他和我是有默契的。”
这一会“朕”一会儿“我”的,可见赵官家说的是心里话,可是吴瑜的政治水平在那里摆着,也不可能说出更加高深的劝慰之语来。如果赵官家的心结那么容易被劝通的话。那么吕好问,赵鼎和张俊浚早就一起出马了。
但没有战争和巨大财政改革的前提下,吴瑜觉得时间过得格外快。整个建炎七年,仿佛很快就过去了一大半儿。外朝之间的许多事物,她也不怎么关心了,因为养孩子实在是一个体力活,小孩子仿佛见风就长,原佐从呀呀学语已经到了可以会清楚的叫“爹爹”和“阿娘”。
而吴瑜又被太医确诊怀了第二胎,接受了一些朝臣夫人们的祝贺。
当然,这一年赵官家也没闲着,他的所有精力都用来挖钱上了。和大理、南岳开展了贸易不讲朝贡只讲金钱贸易。连高丽和日本都用海上沟通的方式做起了买卖。然后外朝上不仅拍卖了人家正店的送餐名额,给各部的官员们包了午餐。这些花样搞下来,这一年的中秋大祭,大家都宽裕了不少。赵官家发下的礼品都比往年丰盛了许多。
但是到了冬天。渐渐留起胡须的赵官家还是生了病。鉴于他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又多少年泡在军营里,朝廷内外,后宫上下,一开始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大事来看。只当是寻常人,因为变天,偶感风寒,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毕竟谁也不是铁打的。
吴瑜一开始还觉得。当年韦太后买的那只鹦鹉,如果送给官家姐妹儿还真不错,至少不要让他这么拼命,活活把自己累出病来。
但就是这样的普通风寒。却让一个人慌了神。那就是对于赵官家来说最体贴不过的御前班直首领杨沂中。
据说他近乎粗暴无礼的剥夺了潘国丈的用药权,每一味药都必须是班直上街去抓。而且调好了药,她自己先试喝一碗。
这事儿不仅潘国丈十分愤怒,潘贵妃更是哭涕连连,如果不是赵玖病的昏昏沉沉。她都要来哭诉告状了。
当然,吴瑜觉得她就是告状也告不赢。潘贵妃就是认不清形势,他们这几个后宫女子。在赵官家的心里怎么比得上韩世忠岳飞等重臣?杨沂中等近臣呢?
但是吴瑜非常惊恐的发现,事情在往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据吴益说,连每月定额的北伐国债都在东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销。
如果这还算外朝的事情,自有户部尚书操心,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就更加让人想入难以忍受了。
据说,官家登基时便曾许诺等二圣归来便奉还大位的,他不许议和不为别的,就是想置二圣、太后与诸兄弟于死地,独享大位。哪怕这里有他的亲生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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