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董其昌为“巧宦”，这当然不是恭维他了，可见同时代人对他也是颇为诟病的。
董其昌写过一首小诗，诗不长，诗题较长，《画家霜景与烟景渚乱，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题诗驿楼》：“晓角寒声散柳堤，行林雪色亚枝低，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
这大概是他又一次从京城官场的政治漩涡中逃脱出来，回松江华亭途中所作。
对于明天，对于前景，对于将来重返天子脚下捞取政治红利的可能性，对他这样热衷声名，贪婪功利的两面人物，不可能不感到迷茫和失落。
正如眼前混沌朦胧的一切，看得见，摸不着，究竟是烟乎？还是霜乎？只能存疑，惟有在忐忑中期之于来日了。
细细品味，这首七绝倒是他的心理独白。
斗争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傻子了。
倘不想被人在胸口上捅个窟窿，而是想要割下对手的脑袋，作为政治动物的他，必得膺服这种官场的丛林法则，也是可以理解的适应。
凡是经历过20世纪后半叶政治运动的过来人，如果记忆力还未完全退化，还未进入老年痴呆状态，大概应该记得对于那些能逃脱一次一次运动，而未被波及的幸运儿，你除了羡慕和自艾自怨外，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别人呢！
所以，董其昌为官半个世纪，怕是连一份自我检查，也未写过；怕是连一次批斗会，也未经过，你不能不佩服他进退得当的身手，不能不赞叹他游刃有余的功夫。
然而，到了万历四十四年，年届花甲的董其昌终于藏掖不住他正人君子的另一面，遂闹出来“民抄董宦”这样惊动东南半壁江山的特大丑闻。
董其昌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时届花甲之年，犹拥多房妻妾，而其欲念膨胀，色心强烈，遂导致强劫民女，迫其为妾的事件发生。
他之耽迷房中术、豢养方士，**成风，自是明代颓废的士人习气。
不过他更为变t，玷污童女，行事嚣张，倚财仗势，略无顾忌，惹翻了乡亲邻里。
接下来，不思收敛，反而猖狂，更不择手段，进行打压，私刑逼供，欺人太甚，惹得天怒人怨。
即使出了命案，还毫不在乎，反打一耙，告状在先。
横行乡社的董其昌，被人呼为“枭孽”，称之“兽宦”，可见其为非作歹到何等地步。
于是，民怨沸腾，终于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据明人无名氏《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其暴乱现场的描写，称得上早年版的湘南农民运动。
“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
在中国，文人被抄家，可谓家常便饭，小菜一碟。
有皇帝的年头，兴文字狱，官员来抄，衙役来抄；没有皇帝的年头，大搞运动，小红兵来抄，造反派来抄，但此次民抄董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破坏之重，是破天荒的。
那场运动期间，帝都体育馆批斗彭、陆、罗、杨，参与人数多不过数万，但董其昌遭遇的大场面，人山人海，号称百万，这数字有夸张成分，事属必然，但那些天里，外地群众齐聚松江，本地百姓围观起哄，闹事风潮裹挟十来万人，当是可能的。
那场面，那声势，远胜批斗，要浩大得多。
到了十五、十六两天，事件达到高潮。
“自此民怨益甚，日多一日。又次早十五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
自府学至董宦门首，拥挤不得行，骂者不绝口。董仆知事不济，雇集打行在家看守，而百姓争先报怨者，至其门先撤去旗杆，防护者将粪溺从屋上泼出，百姓亦上屋将瓦砾掷进，观者群持砖助之，而董宦门道俱打破矣。
一人挥手，群而和之，数十间精华厅堂俱拆破矣。
至次日十六日百姓仍前拥挤，加之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知来报怨者，俱夜早齐到，于本日酉时，两童子登屋，便捷如猿，以两卷油芦席点火，着其门面房。
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回环缭绕，无不炽焰。
时百姓有赤身人火中，抢其台桌厨椅，投之烈焰中以助火势者。
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中矣。”
由于其最见不得人的肮脏一面，劣迹斑斑，暴露无遗。
这段顶风臭四十里的秽史，使古往今来的拥董的粉丝，对此公两面性之强烈反差，无法解释。
一个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恶霸，一个为世所公认，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两者之间，可有一丝一毫相同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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