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朝,几经滚爬,至徽宗朝时,蔡京终于得以初任宰相,实现了他人生的终极目标。
任相后的蔡京,曲意奉承徽宗皇帝,揣摩徽宗皇帝的秉性、心思,渐渐便将徽宗皇帝赵佶的心思给摸准了。
蔡京发现,从表面上看,徽宗皇帝风流倜傥,极富艺术才华,行举上似乎孟浪一些;其实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图强意识,怀有重建大宋辉煌的伟大理想,意欲重拾王安石新法,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由此而成为一代才华卓越、功盖千古的明君。
就徽宗皇帝个人情况来讲,也的确是这样,从他继位起,心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收复后晋时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疆域;第二个梦想是建设经济发达、繁荣富强的大宋王朝。然而,徽宗皇帝最大的短处乃是眼拙,认不出真假忠奸来。试想想,一个能任用蔡京为当才宰相的皇帝,蔡京能让他成为千古明君了?这不可能嘛!
当时,蔡京摸透了徽宗皇帝秉性及心思;故此在其他人还混混僵僵时,他却再次大刀阔斧地推行起王安石新法来。
果然,蔡京大力推行新法的行为,迎合了徽宗皇帝想成就一番千古大业的心思,深得徽宗皇帝推崇,蔡京因此又成了徽宗眼里的红人。
这皆赖以蔡京此人善于总结经验也。
自从任相后,蔡京就总结自己之前被贬居杭州的经验教训,认为自己之所以被贬居杭州,全是因为对立面形象太高大上了,以至于自己在对立面的打击下,没有有效的抗衡力量。
蔡京认识到,自己要想在宰相的位置上长久地屹立不倒,就得树立起自己高大上的形象来,就得装扮出浩然正气的样子来。
蔡京如何才能树立起自己高大上的形象来呢?那就是想方设法贬低对手,将对手搞臭,让其名声败坏,永世都不能翻身。
蔡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高大上的形象来,才能确保自己在宰相位置上长久地屹立不倒。
为此,蔡京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最后,蔡京想出了办法,就是在朝廷大殿门口及各州府衙门前树立“元佑党人碑”。
啥叫个“元佑党人碑”?
欲知这个情况,先得说所谓的“元佑”及“元佑党人”是怎么回事。原来,所谓“元佑”,乃是哲宗朝的一个年号,共使用了九年。当时哲宗皇帝刚刚继位,年仅十岁,故由宣仁太皇太后主持朝政;所谓“元佑党人”乃是元佑年间在宣仁太皇太后支持下、以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吕公着、苏轼等为首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
为什么要给元佑党人立碑?这可不是为了表彰元佑党人,而是为了搞臭元佑党人,让他们的名声遗臭万年。
那个年代没有报纸,发布不了红黑榜,石碑就是当时的传统媒体,平日里,人们就是从一块块立着的石碑上获得信息。
几十年新旧党争,如今新党主政了,自然想着给旧党立块让他们遗臭万年的碑。
为此,蔡京怂恿着徽宗皇帝将司马光的太师、温国公、文正等赠谥一律削除,将哲宗皇帝赐予司马光“忠清粹德”的碑也给毁坏。同行是冤家,卖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同为书法大家,苏轼在文学方面更胜蔡京一筹。出于嫉妒心里,蔡京还将遍布全国的、由苏轼书写的碑统统毁掉。
其实,那个苏轼既算不上旧党也算不上新党的,因为在新旧党之争中,苏轼只反对不对的东西,对对的东西还是大力支持的;概是因为苏轼文名太盛、影响太大,压住了蔡京的风头,故此而遭了殃,除了他书写的碑被毁外,连同其他人书写了他诗词文章的碑也悉数被蔡京给毁了。
将堂堂正正歌功颂德的碑毁了之后,蔡京便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由他撰稿、徽宗皇帝御笔亲书的元佑党人碑。随后,蔡京传令各州县,召集匠人,统统临摹端礼门前由他撰稿、徽宗皇帝御笔亲书的元佑党人碑,立于于各州县衙门前,不得有误。蔡京还要求各州县要召集上好的匠人,要确保御笔亲书字体原模原样,否则就是大不敬,就要追究各州县官长及充役石匠的责任。
蔡京此举,用意明显,就是好叫天下人都知道,这大宋朝,除了他蔡京外,再无一个好人,也好叫反对自己的人及子孙,臭名远扬,永世都不得再当官。
各州县收到宰相之令,觉得在州县衙门前立块黑榜,实在是有碍观瞻,甚是不妥;然而,此乃当朝宰相蔡京之命,况且又是皇上御笔亲书的,岂可违拗?!故此,各州县心里虽觉不妥,但也无可奈何,只得违心执行,忙着找当地有名的石匠,刻立“元佑党人碑”。
话说长安府有一石匠,名叫安民,刻碑技艺尤其娴熟,便被长安府衙役招来,充刻字役。
那安民虽乃升斗小民,却是辩得来忠奸的,知道谁好谁坏。
安民被府衙抽来充刻字役,见奸人党碑上,首个便要刻上的名字乃是司马光,心里不悦,不想刻立此碑,便借故躲回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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