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对后世的莫斯科人来说,既是一个劳动的节日,又是春天的开始。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通常会成群结队,开着自己的车子,到郊外的别墅去种地,在肥沃的土地里撒下土豆、洋葱、圆白菜、胡萝卜、玉米的种子后,就不闻不问,只等秋天再来收获。
而1941年5月1日,却注定是一个要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这是苏联在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后,为了鼓舞全国军民士气的一次临时阅兵活动。
虽然阅兵仪式要十点才开始,但还不到七点,尤先科就来敲我的房门,向我报告说别济科夫上校在楼下等我。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楼下时,别济科夫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见到我的面,他就抱怨道:“丽达,你怎么这么晚才下来?”
“别济科夫上校,阅兵仪式不是十点才开始吗?”见他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我抬手看了看表,不解地反问道:“可现在还不到七点,我们用得着这么早去吗?”
听我这么说,别济科夫冲我翻了一个白眼,没好气地说:“你以为你是斯大林同志啊,可以在仪式开始前几分钟才进入观礼台。”说着,他转身拉开了车门,招呼我坐进去,同时催促道,“快点吧,再晚一会儿,高尔基大街就该戒严了。”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看着别济科夫发动了汽车,不由好奇地问道:“上校,你不是有特别通行证吗,难道那些戒严的指战员还会拦你的车?”
“八点以后,参加检阅的部队,就会陆续进入高尔基大街。到时就算不戒严,我们的车也开不过去。”说完,他一踩油门。我们的车就朝前开去。
当车驶入高尔基大街,我看到路边停着的坦克。都揭开了上面的伪装网,坦克兵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而街道中间,一个又一个方队正朝着红场方向行进着。此刻,我算明白别济科夫的担心并非多余,待会儿更多的部队或技术装备摆在这条大街时,我们的车是根本无法开过去,要想到达红场。就必须绕很大的一个圈子。
别济科夫驾驶着车辆,在接近那栋红色的三层楼高的历史博物馆时,向右转弯驶向了亚历山大花园,将车停在了里面临时开辟出来的停车场里。
看着停车场里密密麻麻的小车,我便可以想象出来参加阅兵仪式的重要人物有多少。等别济科夫停好车出来,我们一起朝红场南侧的斜坡走去。斜坡的底部拉着一道警戒线,有十几名穿灰色棉制服的警察,配合着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在检查进入红场的人员的证件。
一名年轻的民警走到我的面前,抬手向我敬了个礼,面无表情而又礼貌地说:“指挥员同志。请出示您的证件!”
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警察,我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本能地伸手去摸自己的证件。还没等我的手放进兜里。就听到旁边响起了别济科夫冷冷的声音:“民警同志,您是哪个局的,难道不认识我吗?”
民警看了别济科夫一眼,摇了摇头,公事公办地说:“对不起,上校同志,我接到了命令,必须检查每个进入红场人员的证件。”
“您说什么,民警同志?”别济科夫听到小民警这么说。不禁冷笑一声,随后用嘲讽的语气问道:“如果来的是一位元帅。您会检查他的证件吗?”
民警显然听出了别济科夫语气中的讥讽,不免变得有些慌乱起来。正不知该如何应对时,从旁边走过来一名警卫团的军官,见到别济科夫被民警拦住了,连忙小跑过来,狠狠地瞪了一眼小民警后,抬手向别济科夫敬礼,并代表小民警向他道歉:“对不起,上校同志,这位民警同志是临时来帮忙,不认识您,请您原谅!”
别济科夫冲着小民警重重地哼了一声后,冷冷地问道:“民警同志,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看到管辖自己的军官都要向对方敬礼,小民警知道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顿时满脸羞得通红,有点慌乱地说:“可以,当然可以,上校同志,您请吧!”
我们越过警戒线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别济科夫小声地向我道歉:“丽达,很对不起,是我对自己的部下约束不严,冒犯到了你,你没有生气吗?”
我听别济科夫这么说,猜测他可能是看到我在掏证件之前那个打哆嗦的动作,他不知道我有“警察恐惧症”,还以为我是在为小民警查证件的事情而气得哆嗦呢。我连忙摆了摆手,回答说:“上校,你多虑了,小民警没有做错,他也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为了不在这个无聊俄问题上纠缠下去,我故意岔开话题问,“对了,待会儿我们坐什么地方?”
别济科夫朝列宁墓南侧那低矮的观礼台一指,说道:“诺,那不是么,我们就坐左边的观礼台,这样可以看到受阅部队和技术装备入场的全过程。”
说着话,我们已来到了观礼台旁边。观礼台四周都是警卫团的战士在站岗,他们三步一刚五步一哨,将观礼台围得水泄不通。别济科夫向一名执勤的少尉点了点头后,带着我从两名站岗的战士中间走过,沿着换岗哨兵的通行甬道走了几步后,沿着台阶上了观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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