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科涅夫拿起电话准备再次拨号时,我忽然想到近卫第18军的大多数指战员,都和德国人有着血海深仇,就算上级下命令也不免会出现阳奉阴违的情况,连忙叫住了科涅夫:“元帅同志,请等一下。”
“丽达,你还有什么事情吗?”科涅夫握着话筒,扭头望着我问道。
“是这样的,元帅同志。”我连忙将自己的担忧说了一遍,最后还特意强调说:“我觉得要让近卫第18军的部队押送战俘的话,还是需要我们派人去监督才行。”
科涅夫将话筒重新放回到电话机的底座上,饶有兴趣地问:“你觉得派谁去合适呢?”
“我认为我是最佳人选。”我之所以毛遂自荐地揽下了这个任务,是考虑方面军司令部即将迁到利沃夫,到时我这个方面军副司令员又会成为闲人一个,倒不如自己找点事情来做。因此我振振有词地说:“我和近卫第18军的大多数指战员打过交道,假如由我去见到战俘的押送工作,也许在途中就不会出现屠杀战俘的情况。”
科涅夫用疑惑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丽达,监督押送俘虏,只是小事一桩,随便派一个参谋出马就行,用不着你亲自跑一趟。要知道,你毕竟是方面军的副司令员,留在指挥部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虽然科涅夫拒绝了我的请求,但我还是不甘心地说:“元帅同志,各集团军的司令员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作战任务,只有您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留在指挥部里坐镇就够了,我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还不如和近卫第18军一起押送战俘去乌曼。”
听我这么说,科涅夫的脸色变得铁青,似乎对我所说的这番话感到不满意。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顺水推舟地说:“好吧,丽达,既然你执意想去乌曼,那就去吧。等下月在基辅的德军战俘游街结束以后,你再回来也不迟。”
在获得了科涅夫的同意后,我带着一名参谋和几名战士离开了指挥部,到郊外去找近卫第18军的驻地。
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在经过一座哥特式教堂时,我看到教堂外面有老百姓排着几路长队,便连忙吩咐司机:“司机同志,把车靠边停下!”
我下了车以后,走到一支队伍的后面,问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请问你们在这里排队做什么?”
老太太扭过头,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后,又将头扭到了一旁,摆出了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见从老太太这里得不到我要的答案,我又走到前面一位老大爷的面前,向他问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依旧碰了钉子。
随行的参谋凑近我,低声地说道:“副司令员同志,您别生气,这些居民都是西乌克兰人,他们对我军一直有抵触情绪,不搭理您在正常不过了。您瞧,教堂门口有不少自己人,我们去问问他们吧。”
我听完参谋的话以后,点了点头,从排得长长的纵队旁走过,走上了台阶,来到教堂门口的平台上。这里摆着四张小桌子,桌子后面都有一名坐在马扎上的军官,他们都正埋头写着什么。
一名站在门口的少校,看到我走到了门口,连忙过来向我敬礼。我抬手还礼后,冲正在忙碌的军官和排得长长的队伍问:“少校同志,您能告诉我,你们在做什么吗?”
“是这样的,将军同志。”少校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进行人口统计,以便给他们发放配给证。”
给居民发放配给证的同时,也能迅速地统计城内的人口,因此很快城市刚解放,有关部门就要开始进行配给证的登记工作。我随口问道:“少校,你们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
“将军同志,不太顺利。”少校朝排在教堂前的几列长长的队伍一指,说道:“我们负责这一片区的配给证发放工作,很早就派人去挨家挨户通知,但来的人却很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过办理了两千多户的配给证……”
“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大家明天再来。”我正在和少校说话时,忽然听到有个人在大声地喊道:“大家不要再围在这里,都散了吧。”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发现原来是一名负责登记的军官,从自己坐的马扎站起来,冲着下面排队的居民在大声地喊话。
“等一等,”我连忙喝止了那名军官,随后扭头望着少校,并用手指着下面还在排队的近千居民说道:“少校,你没看到下面还有那么多的居民等着办理配给证吗?”
“可是,将军同志。”受到责备的少校向我辩解说:“现在已经五点半了,我们的指挥员忙了大半天,应该休息了。”
“少校,如果这几位指挥员累了,就另外找人来替换他们。”我望着少校,表情严肃地说:“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居民在排队,你们的工作就必须继续下去。”
少校看了看下面正在排队,以及陆续赶来的居民,有些为难地说:“将军同志,您瞧瞧,这里有差不多近千人,我们只有四个人办公,估计在天黑前无法为所有人办理配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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