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结束遛弯的宇文温转回帐内，洗了把脸坐在书案边继续看资料，方才的会议，他说了很多，该交代的已经交代了，但还是不放心，于是继续看资料。
日兴昌推出的青苗贷，实际上是宇文温“拾人牙慧”，因为在“历史上”，北宋时就有过青苗贷（青苗法），而一说到青苗法，就会让人想起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
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期，那时的唐朝历经安史之乱遍地藩镇割据，中央朝廷对地方失去控制，收不上赋税，于是为了开源，弄出了青苗法，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朝廷（皇帝）创收。
青苗贷，就是放贷给即将耕作却无能力购置种子、农具的农民，然后农民在收获时以收成还贷，到了北宋时，“拗相公”王安石变法，推行青苗法，向农民放青苗贷。
王安石是想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兼有抑制民间高利贷、保护和赈济民户的目的，拗相公是要利民，出发点是好的。
而宇文温也是看到了“抑制民间高利贷、保护和赈济民户”这一点，所以才想要推行青苗贷。
按照“现代”的金融观点来说，青苗贷就是面向广大农民的小额贷款，然而王安石推行青苗贷（青苗法）的本意是利民，为何却被人诟病为祸民呢？
很简单，吏治，如果推行一项政策前不事先整顿吏治，再好的政策都没用。
俗话说歪嘴和尚没正经，一项政策无论制定时的初衷有多么美好，实行的时候都要靠各级官僚一层层推行下去，到最后，大多变得面目全非。
王安石推行青苗贷，是因为他在做地方官时在治下推行过，效果不错，确实救了急，让家境拮据的农户免于高利贷的祸害，于是王安石成为宰相之后，不顾阻力将青苗法大范围推广。
这一推广，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还引得民怨沸腾。
问题就在于“一刀切”，王安石不顾各地情况不同的现实，强行推广青苗贷（青苗法）。
新法-青苗法推行是否顺利，是考核地方官的指标之一，于是各级官员们为了前程，逼迫不需要借贷的农户去借青苗贷，而本来规定是二分利，又被地方官偷偷加派。
又因为是官府主导放贷，于是各种揩油的手段就来了。
民间借贷利息高，但成交很快，双方讲好价钱就能成交，而官府推行的青苗贷，办起来手续麻烦，流程复杂，一群胥吏趁机吃拿卡要，雁过拔毛。
急着种田的农民哪有时间和这些胥吏耗，只能任由对方盘剥，无形中增加了负担。
而青苗贷虽然比一般的民间借贷利息低，但实际上也不低，农户借了青苗贷，若收货时丰收倒还好，若遇到歉收，立刻倒霉。
而在农业时代，若没有完善的水利设施，种地完全就是靠天吃饭，雨下多了不行，下少了也不行，无数农户因为天灾导致歉收，从此背上一屁股债。
最关键的是，并非所有农户都有借贷开展农耕的需求，而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不顾一切反对意见，强行搞摊派、定指标，甚至规定各州县必须完成规定的放贷额度。
如此一来，各地方官府便堂而皇之搞摊派，一级压一级，层层摊派的结果就是农户们无论贫富，一律都要“奉旨借贷”。
地方官府增加了收入，胥吏们从中捞足了油水，只有那些本该为青苗法保护的农户，硬是被青苗法弄得破产。
所以，本意是利民贷的青苗贷，实行之后变成“祸民贷”，这是宇文温要引以为戒的教训。
他要在河南地区推行青苗贷，却不打算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因为他不相信各地地方官府的节操，所以依靠的是“有活力的民间组织”——日兴昌柜坊。
宇文温对日兴昌柜坊“从业人员”的节操有信心，他认为靠日兴昌来放青苗贷，至少要比靠各级地方官府放贷可靠得多。
而且有了这个白手套，办起事来很方便，在放贷时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让柜坊和有借贷需求的农户直接打交道，避免对方被盘剥，不会为此增加更多负担。
宇文温的构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日兴昌在河南没有根基，一上来就把摊子铺那么大，抗压能力很弱，一不留神就要倒霉，到时候连带着他都要倒霉。
但宇文温还是要推行青苗贷，他就是要和那些民间高利贷竞争，而官府放贷-公廨钱，暂缓。
日兴昌在山南已经推出青苗贷业务，效果不错，有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在河南开展放贷业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宇文温知道，青苗贷那一分到二分的利还是太高了。
日兴昌的青苗贷，若将利息做横向对比已经是很有良心，但对于广大农户来说，种田的利润率（以普通亩产土地计），根本就达不到二分。
也就是说，河南各地农户，只要按着一到二分的利息向日兴昌借青苗贷，绝大部分人就一定会亏。
然而宇文温急着推行青苗贷，并不是要借机敛财、兼并土地，是真心要利民，所以，他向日兴昌的大股东们做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在河南各地推行的青苗贷，利息一律是二厘。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