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文和朱批都很简单,实际上事情也不严重。
简单的说,就是莽应龙之前膨胀得很,下令让云南腾冲等州的卫指挥使等官去参见他,云南当地兵备道觉得其中可能有诈,说不定是木邦宣慰司的头头罕拔使离间计,所以就选派了几个懂缅甸语的人潜入缅甸、木邦查探情况。
结果这些人才刚到木邦,就被罕拔给抓获了。罕拔这厮显然不是什么大明忠臣,把这几个人抓了之后,收缴了他们携带的财物转送给缅甸。
缅甸方面写了一道根本不是“贡书”的“贡书”过来,语言狂悖,甚至公然要求朝廷按照他的意思改换宣慰使人选,而且还窥视腾越、永昌等地。
云南方面按照先礼后兵的原则,先是好言相劝,派通事去缅甸、木邦宣谕,木邦的罕拔倒是接受了金帛奖励,说自己依然忠于大明,坚持上贡。但缅甸出了状况,恰好莽应龙病死,其子莽应里继位,根本就不肯见明使。
不仅如此,莽应里还认为罕拔接受“汉赏”是背叛了他,发兵攻打罕拔,继而把罕拔抓了起来,这还不解恨,继续攻伐木邦其他地区。
按照刘世曾的这个说法,今年的云南战事,应该算是莽应里这厮脾气暴躁,先打了木邦之后发现自己果然兵强马壮,于是膨胀得厉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云南一起打了。
不过朱翊钧的朱批很值得玩味,他根本没有就这件事本身表达任何看法,只是来了个“算旧账”,说莽贼(父子两代)不断侵袭由云南管辖的各宣慰司,而地方官一直都在姑息养奸,等到事发之后还妄图粉饰太平、推卸责任,所以“该科即便查参来说”——相当于就是让相关的科道官员立刻“调查起诉”。
按理说,刘世曾说的虽然是他调查出来的“历史”,但其指出的问题是当下的,朱翊钧应该指示他接下来怎么办才是正理。
但朱翊钧没有任何指示,反倒翻旧账,要求把之前的那批相关官员——就是丢失藩篱的那批前任——的责任查清并弹劾。
这只有三种可能,一是朱翊钧没有注意到应该赶紧就当前的情况进行补救或者处置;二是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管不顾的要先惩治最开头的责任人再说;三是他心里早有云南问题的处理办法,但是不打算和刘世曾现在说明。
高务实想了想,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可能。
因为云南问题是他和朱翊钧刚刚谈妥的,朱翊钧已经从朝廷上下的纷争中摆脱出来,接受了高务实“狠打”的建议,连怎么打都确定下来了。甚至,他还把高务实的婚事都和云南战事挂上了钩。
这种情况下说朱翊钧忘记了事情的重点,实在太不科学了……
但问题在于,这东西既然不是急事,那么朱翊钧匆匆派人追着自己来告知一番,其意义又何在呢?
高务实不由得沉吟起来。而那位少监也不催促,老老实实等高务实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高务实才理清头绪,原来朱翊钧在朱批中“不提正事”的原因,居然可能是他发现这件事涉及到了党争的问题。
刘世曾的这道奏疏,其实是在指责前任放纵缅甸过甚,然后才导致今日莽应龙、莽应里父子妄尊自大,甚至胆敢大举犯边。
但追究前任这种事,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追究的,因为云南方面的放纵态度也不是一年两年,至少要追溯到嘉靖中期。
当时的云南总兵黔国公沐朝弼曾经上疏报告朝廷,指出莽应龙势力对大明的危险程度已经很高,希望朝廷出兵干涉——言下之意,就类似于要打一场后来丘吉尔提出的“预防性战争”。
然而当时朝廷严词拒绝了,并且以兵部的名义训诫云南当地抚镇官,说:“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已畏威远遁,传谕诸蛮,不许交通结纳。”
既然这事远在“皇爷爷”时期就已经是这样了,那么朱翊钧现在所谓的翻旧账,肯定也翻不了多远,顶多追究前任巡抚的责任,否则牵连就太广,影响也太坏了。
而问题就出在前任巡抚上,前任巡抚是谁?饶仁侃。
饶仁侃抚滇,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大问题没有?其实倒也没有,毕竟他的前任、前前任乃至更远的前任们,一个个都是这么干的。
但饶仁侃有另外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就是当年高拱、张居正主张俺答封贡的时候,身为御史的饶仁侃、叶梦熊等人,是其中反对得最激烈的。
高拱当政的那个时期就不必多说了,除了勋贵之外,文武官员但凡是反对俺答封贡的人,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饶仁侃这个反对封贡的主力当然不可能例外,于是被贬外任饶州府推官。
但他应该感谢高拱用人的态度和张居正不同。
张居正的风格是,我觉得你做得不好,就贬你贬到这辈子都没法再回来,如果你还恶了我的话,那更是连命都别想保住(譬如刘台等),非要弄死了你,我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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