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王岳锡不是高务实的门生,他的老师另有其人,乃是韩楫——没错,就是高务实的师兄,当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现任刑部左侍郎的韩师兄。
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件事,是不是实学派的嫡系,影响还是很大的。顾宪成与高务实同科,如今还只是员外郎。王岳锡比他晚了一科,却因为是实学派的嫡系,现在就做到了郎中。
至于李廷机等三人,则不能如此对比,他们三人虽然都只是“翰林闲官”,但却是清贵之官,只要熬一熬资历,一旦有个重量级的大佬推荐,随时都可能外放侍郎。而郎中要熬成侍郎,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成功的机会远低于翰林。
“天上神仙”和“半路修仙”,那至少都是修仙的人,可不是凡夫俗子能比。
高务实还没回京,就猜到自己出任户部尚书之后肯定会因为“搞事”而出事,到那个时候,忽然祭出京察这一手杀招一定很管用。
但是京察这一招有点像“七伤拳”,打别人的威力当然很大,但也极有可能把自己搞伤搞残,所以高务实提前让王岳锡“忽染急病”,到时候就算祭出京察杀招,也可以临时再决定要不要王岳锡亲自出马——现在看来估计是不要了。
这一手不光是考虑到要保护王岳锡,也是为了让自己一方处于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毕竟是“急病”嘛,说不定缠绵许久,也说不定转天就痊愈,连头牛能一拳打死。
什么时候这“病”能好,不是李时珍说了算,而是高务实说了算的。
这一日京师百官忙得不可开交,可惜大多不是正事,基本都是赶紧去拜码头了。有老师在高官位置的,门生必去拜访;没有老师在京的,搜肠刮肚也要去找老师的同年长辈们;再不行就只好去拜见自己衙门的堂上官,期待领导给自己一个美评。
杨天官在确认了考功司郎中不能主持京察细务之后,很客气地把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找过来,当场指定他代行郎中权限,全权负责此次京察之事。
顾宪成在原历史上能够拉起东林书院来,自然不是个怕事之辈,当场就应了下来,面无惧色,一脸肃然,腰杆挺得笔直。
杨天官温言细语地勉慰了一番,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就差说天下兴亡在你一人了。
他这官场老江湖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搞得目前还不到四十岁的顾宪成豪气冲霄,当场表态,说这次京察关键就是要考察官员们“明四要”,并希望天官老大人支持。(杨巍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不仅资格老,还是他的老领导,所以可以尊称老大人。)
杨巍已经七十有二,对于他这套理论没有细问,稍稍一听就按照高务实借刀杀人的思路直接表示赞同了。其实这是高务实不在,高务实要是在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东林会约》的主旨,你顾宪成这么早就已经归纳出来了?
其实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不止说了“四要”,他的原话是“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不过后面几项大多是说明“为什么要讲学”,是为东林书院量身定做的,与此时京察无关。
他这里所谓“明四要”,明是明白、明确的意思。至于四要,第一要“知本”;第二要“立志”;第三要“尊经”;第四要“审几(通己)”。
而这“四要”,最根本的则是“知本”。
其实后来东林书院搞出来的《东林会约》,最核心的也是“知本”二字。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以正统地位,摒弃陆王心学之虚夸学风。
杨天官虽然没有细听,但顾宪成一说“知本”他就明白了,这次京察顾宪成的炮口一定是对着心学派而去的。
原因很简单,心学派一贯跟理学过不去,也不承认什么格物致知,他们讲究“心外无物”——这个本身已经背离了王阳明想表达的主要意思,因为王阳明最重视的其实是“致良知”。陆王心学后辈完全走偏,直接偏去了玄、禅一流,完全唯心主义去了。
而经世实学则不同,他们是自认“理学”一脉的,尤其是在高务实接过大旗之后,非常认可“格物致知”,只是他提出的“格物致知”与原先的格物致知有所不同,他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理,“理学”就是应该找出其中的“理”来。
甚至高务实还曾经提出过一些问题,诸如他曾问:“无边落木萧萧下,为何落木一定会下?”
有人便说:“天清地浊,清者升,浊者落也。”
高务实便问:“清者何以必升,浊者何以必落?此中之理是何?”众人皆不能答,而高务实笑言:“此即我辈当有所‘格’之处矣。”
总而言之,顾宪成目前要反对的第一目标肯定是“虚妄浮夸”的心学派,而对于同样和他一样自认为“理学一脉”的经世实学,则还能够容忍。
至于什么时候会对经世实学也变得不能忍,那估计得等到他完成“正本清源”的大业,把心学派这批异端分子彻底干翻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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