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
阁臣若取直道强谏，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该种行为节义显见，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但如此决绝，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
阁臣若缄默，直至委曲从君，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但如此为之，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
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阁臣位势重要，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还是委曲从君，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又皆有局限，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
在这种政治处境中，阁臣如刘健，取“直”，如李东阳诸人，则从“曲”。
完全的取直，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设“将来”他也取“直”而致仕罢官，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抢救无效”了。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
那么，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诸如“和缓”之类的形容词，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结合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
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查《明武宗实录》可知，在刘瑾被定罪前，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大礼”，“署名公疏，未尝特谏”。费宏于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充《献皇帝实录》总裁官。查《明世宗实录》，阁臣石珤在左顺门群臣“伏阙”哭谏事件后尚有持续议礼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间，费宏再未公开非议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举。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召还为首辅，此后一度支持朱翊钧提出的“三王并封”之议。朱翊钧以手札向王锡爵咨询“三王并封”之议是否可行，王锡爵对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无不可行者。”此后王锡爵又于奏疏中云：“若册立，乃陛下家事。”
这三人皆曾经以公开的方式赞成士大夫群体的抗争性意见，然而在“伏阙”、“封驳”等谏诤方式未能感动君心之际，李东阳与费宏从君留任，王锡爵复出任事，且皆在君臣冲突的焦点问题上有顺从皇帝之举。
其二则为反对同僚强谏。在嘉靖朝“大礼议”焦灼时，许多大臣因君臣关系不合而去位，左顺门事件使得士大夫群体受祸惨烈，凡此种种皆使费宏不免于怀疑群臣激烈抗争举措的有效性。
费宏说：“若无益于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促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实上，这个观点高务实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观点与此也非常类似。
王锡爵自二次出任内阁首辅后，十分注意谏诤言行的策略性，在给同僚的书信中说：“窃恐快意一激，则诸公后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诚，再申密劝，少待外廷封驳之入，而后从中调护之。来教所谓以忠诚感动，以谋谟斡旋，先得我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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