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么，大部分生意被京华商社或者说海贸同盟给抢走了。比如盐巴，自从辽南盐场建成并逐渐扩张，几年时间里已经几乎垄断了辽东盐业，周边如朝鲜、建州、海西、嫩科尔沁乃至更远的野人(女真)、北山等，都转而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辽南盐场的盐巴。
农具这一块也没得说，开平的铁器自打进入辽东市场，辽东本地的那些小铁匠铺就几乎没了活路。质量好的价格太高、价格低的质量又不像话，很快就有不少关门歇业，严重影响了铁岭李氏的进货渠道。
后来咱们在辽东新建了煤矿和铁厂，把这些破产铁匠吸纳了大半，相当于从源头上卡死了李家的进货渠道，李家的农具甚至其他铁器贸易都几乎只能停掉。到了现在，据学生了解，李家已经只剩广宁一地的两个铁匠铺，维持自家一些甲胄和兵器的养护维修都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粮食这一块算是李家目前还勉强支撑的核心产业，但即便如此，局势也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玉米的冲击，辽东不少穷苦人家开始转吃玉米，女真人也是——毕竟便宜嘛。
另外，耐旱水稻的推广速度虽然不及原先的预期，但那主要是培养出来的品种仍然不够稳定所造成的。我们派人对此进行了严格的跟进，许多有经验的老农都表示，这种事可能要十几二十年才能见结果，也就是品种稳定下来。
我们秘书处预计，等耐旱水稻品种趋于稳定，辽东的粮食产量或许还能迎来一次较大的提升——当然前提是能够开辟更多的平原地带，并让一些地方进行改种。对此我们甚至考察了叶赫、哈达、乃至于乌拉部的一些地方，发现他们目前的领地都有不少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
这些情况对于李家军而言，可谓个个都是坏消息。如此再加上辽河以东地区现在基本上成了京华控制的地区，李家军痛失好几处重要马市，更是几乎中断了他们与朝鲜、女真的贸易，更让他们家的财源大幅缩水……如此来说，李仰城急着拿到更多战功，既是他个性使然，也极有可能是形势所迫。”
曹恪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比高务忠的发言更有为李如松解释的倾向，顿时引得高务实庶弟高务若的不满。
高务若皱眉道：“铁岭李氏有眼无珠，不识大势，迄今还在为心学派那群于国于民碌碌无为的伪君子效力。守心，你这么说难不成是在为他们鸣冤？”
这话说得有点重，而且还被拔高了，曹恪肯定不能把这顶帽子戴上，连忙摆手道：“六爷，老师对学生恩同再造，学生岂会敌我不分，为他人站台？
学生的意思是说，李仰城现在内部一团乱麻，但他在这些事情方面又没有什么手段，因此在他熟悉的军务这一块就会显得咄咄逼人，而咱们呢……嗯，学生以为，其实可以从其他方面想办法逼他屈服。”
高务实听到这里，忽然想起自己当年在党校进修时学到过的一些东西，比如权力的三个层次：强制、控制、影响。
后世西方一些学者喜欢研究这些东西，比较能获得公认的说法大致上都喜欢把权力分为这三个层次，虽然表述方法或者说用词有些区别，但大意差不多，就是以上三个“级别”。
所谓强制，就是通过一种暴力手段要求对方服从。比如在政府中通过军队、组织等暴力手段来实现。而在行政、军事乃至企业等组织的体系当中，职务本身就附有一种强制性，因此在下级和上级意见不一致时，为了贯彻自己的指导方针，上级会利用此种权力而强制性要求下级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
控制和强制不同，暴力机构只是控制的一种手段。此外通过建立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利用高科技技术进行监督等方式，可以将指定的人或者人群圈定在一个范围之内，而在行政、军事乃至企业当中，控制的范围自然就超过简单的职权，而是延伸到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层面的内容，通过对整个行政或业务流程的监控，从而实现整体绩效。
影响则是通过外部的因素，致使自身产生一种驱动力，从而依照影响者的行为行事。在政治上，往往就表现在通过利用媒体的宣传作用进行正面美化，通过各种或权威展示、或亲民勤政等行动，主动地彰显领导者的人格魅力。而在具体的行政、军事或企业当中，影响力更多的来源于国家、军队或企业的文化以及职位上某个领导人自身的一种人格的魅力。
简单的说，权力的基本层次是强制命令，即暴力强迫下级服从；较高层次是控制，让下级少了些许被强迫的服从属性，但根源上差别也不大，只是胁迫力中的暴力属性不那么明显；最高层次是影响，即通过改变下级的认识甚至意识形态，让下级觉得自己本来就应该服从，于是主动服从上级领导。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如何面对李如松或者说铁岭李氏的问题上，自己这些秘书们有些还在第一层次，有些进入到了第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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