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邦的胆量无疑堪称豪勇，但豪勇从来不是鲁莽，张万邦敢于如此决断是有其根据的，是其认真分析之后所形成的力量对比作为支撑的。
如果仅从兵力而言，朝鲜军有三万出头，他所部能出城作战的兵力仅仅三千四百，双方的兵力对比约为九比一。
传统兵法认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
意思是我十倍于敌，就实施围歼；五倍于敌，就实施进攻；两倍于敌，就要努力战胜敌军；势均力敌，则设法分散各个击破之。兵力弱于敌人，就避免作战。
按照这个观点，张万邦现在最好赶紧撒丫子开溜，哪怕胆子肥点，了不起也就据城坚守罢了，能保住吃饭的家伙就算成功，怎么敢出城作战呢，那不是找死吗？
但是，张万邦的军事思想主要是受高务实的影响，例如他对“力量”的认知就几乎完全出自高务实的火力密度理论，即“力量”强弱决定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武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所发射出的弹药的数量的多少。
放在眼下要面临的作战来看，那就是一道数学题了：三千四百明军的火力密度与三万朝鲜军的火力密度相比，究竟哪方更具优势？
当然，这道题要考虑到战斗是分不同阶段的，因此题目也会分成不同阶段，例如在远距战斗、中距战斗、近身战斗等不同阶段，双方火力密度显然也有区别。
同时还有相关一些因素会影响火力密度，比如说双方军队的承伤耐力——即指多少伤亡会导致军心动荡、士气崩溃等。
按照张万邦对朝鲜军的了解，他们虽然接收了明军许多淘汰的火器，但权栗认为明军支援的老式火枪效果不佳(这个是相对于日军铁炮而言)，因此只要了一些三眼铳，其他各种各样的火枪则都没有选用。
他们主要加强的是火炮方面，例如“胜字号炮”那种二十多年前就被高务实看不上的玩意儿，大抵都是佛郎机炮、虎蹲炮之类轻型火炮。
在张万邦看来，对方的火炮虽然得到加强，也不过是比倭寇那种几乎没有火炮的军队强点，相比装备清一色京华火炮的他麾下所部差得远了。
火枪就更别提了，三眼铳连日本铁炮都不如，只能近距离放出来听个响，实际上更多的是当成铁锏来用，与他所部的万历二式毫无可比性。
综合来看，在火力密度层面，哪怕朝鲜军兵力优势巨大，实际上却反而不如明军。
对于火力密度的这些问题，高务实曾经与戚继光细谈过，而后来戚继光在讲课时又对参与培训的将领做过更加细致的教学。
说到教学，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件事。戚继光在数年前南下震慑漕军骚乱之后回京，受到一番表彰，然后因为任职期满上限，便卸任了禁卫军司令一职，旋即改任当时新建立的大明皇家军事学院首任院长。
这所学院是在高务实的推动之下成立，说起来当时为了推动这件事，高务实还很是费了些心，因为整个朝廷的舆论都对此不怎么支持——确切的说，“不怎么支持”的是实学派，其他官员对此几乎都持反对意见。
中国从来没有军事学院这种传统，指挥作战这种事虽然在诸子百家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应的“兵家”，但那是作为学派存在的，其在理论上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学习的。
即便要说传承，那多半也只是家庭传承或者说家族传承，此外除了鬼谷子曾经教出庞涓孙膑两名杰出弟子算是有点“师门感”之外，少有军事学院性质的存在。
在高务实穿越前的时代世界各国基本都有各自的军事学院，学院数量因为国家大小强弱而不等，而这些军事学院的共同起源则一般都认为源出欧洲。
同为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为什么中国不是军事学院的发源地而欧洲却是？当然是因为双方面临的社会现实不同。
军事学院通常被视为“大学”的一种，而大学在阿拉伯世界出现得非常早，后世已知最早的大学——位于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创立于859年，最开始是一座用于讨论学术问题的QZ寺。
百余年后，埃及人在开罗建立了爱资哈尔大学，这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大学，也是最早为学生授予学位的大学。
后来，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受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回国后也在教会的影响下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后世耳熟能详的高等学府相继在11世纪至12世纪建立了起来。
而相比于这些主要教授艺术、神学、法律、医学的一般大学，军事类院校的发展则要晚得多，这主要是欧洲当时的军队组织形式决定的。
公元8世纪，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其最有效的国家暴力机器就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出色的机动能力让高效远征成为了可能，这帮助查理曼大帝建立了一个面积超过11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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