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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汉阳？汉阳肯定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手头的事情还差一点点没办完，现在就去汉阳似乎还早了点。
如果要去汉阳，高务实认为应该在自己彻底收复朝鲜半岛之后。届时他将揽存亡继绝之大功，挟完胜倭寇之神威，以天神降临般的姿态驾临汉阳。
到那时，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决定，朝鲜朝廷上下都将无一人敢于质疑，无一人敢于违逆，真正达到那传说中“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般的尊崇与权威。
所以，现在还不能去；但是，也要尽快早些“能去”。
这么说来，釜山之战就应该加速，不能再拖了——哪怕放弃此前已经准备好的最稳妥方案，改为战损可能有所增加的强攻方案也在所不惜。
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相反。为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目的，战争手段需要实时调整，充分适配。
不过到了这一步，高务实就必须为另一件事提前准备先手了，那就是进攻日本本土。
高务实深知，以现在大明的实力，甚至不说大明朝廷，只说以海贸同盟的实力，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大问题就根本不在于仗怎么打，而在于怎么把这场仗打起来。
这里头的麻烦还是在于朱元璋的那个“不征之国”，这是一个事关大明朝廷外交事务基本思想的大麻烦。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时期，明初人对于天下中国的认识，对于周边乃至世界的认识，直接影响有明一代中外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大明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依托很多必要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面临的大动荡、大改组和国际秩序的亟待重建。
一方面是历史的连续，制度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择和发展，对后世的影响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历史上也有近300年，除永乐时征安南，于宣德时退出外，对外基本上没有征伐之事。
这足以见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对外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实际上标志着古代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模式和特征，更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五月，太祖亲作序言，提到“立为家法”的《祖训录》成编的过程：
“……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今令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这里的“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说明其中的内容在明朝开国以后就已开始反复斟酌的过程，历时六年而确定，因此朱元璋以“祖训”要求子孙后世，从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说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对外关系由此奠定，并刊印成书，以传之永久——正如本书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根本就不认为社会是发展的。
在这部《祖训录》首章《箴戒》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如下：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外交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书之前，太祖于洪武四年在奉天门公开宣布有关外交的看法，可以视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时间。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总纲领：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门颁布诏令，这里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国的使节。重要的是，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现实的外交思想。
其实与后来刊印的《祖训录》比较，这里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说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续。
首先，他为王朝确定的对外政策是“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显示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然而，对外政策的基调又是和平的：“不可辄自兴兵”，这里明确说明了兴兵征讨的标准，是“为患于中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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