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叶向高还没说什么，天津总兵倪尚忠倒是吃了一惊，忍不住问道：“侯爷，朝鲜怎么说也是号称三千里江山之国，这么大的地面只放两三万人……够吗？”
张佐治同样吃了一惊，也问道：“阁部，如今我天兵在朝鲜也就十余万，若是留下两三万人在朝鲜，则进军倭国之兵力恐怕还不足十万之数。
据闻倭国有兵五十万，我若跨海击之，地利人和均不在我，又有如此巨大的兵力差距，这是否有些……不够稳妥？”
“所谓倭国五十万之兵，这一说如今是否还成立，本就在两可之间，毕竟他们在朝鲜的损失可不是说补齐就能补齐的。
这么些年的跨海大战，可不只是我大明花费巨大，倭寇花费并不比我大明轻巧，而其国力则远不如我大明。因此来看，这所谓五十万大军，如今还能保证六七成实力就算难能可贵了。
与此同时，有一点你们切莫误会，那就是倭国国内的情况与我大明完全不同。丰臣秀吉此前统领倭国，并非说他就真是什么日本国王，只缺我天朝一纸册封。其实此人在日本的官职叫做关白，后来退隐幕后操控政局，则自称太阁……不管怎么叫吧，顶多算是摄政。”
张佐治恍然道：“哦，阁部是说，倭人伪帝当时年幼，而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恰好丰臣秀吉这位摄政又死了？”
高务实愣了一愣，反问道：“张观察，你是怎么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也不等张佐治回答，苦笑道：“不瞒你说，倭人伪帝年岁几何连本阁部都不清楚，因为根本就没人关心这事儿。”
其实高务实这话是故意的，虽然此时的日本天皇毫无权力，但至少当代天皇是谁高务实还是知道的——后阳成天皇嘛。[注：“后阳成”是谥号，此刻其实不能这么叫。]
见高务实这么说，张佐治讶然道：“原来不是？可如果不是，那丰臣秀吉又是如何摄政的？”
“此时就说来话长了……”高务实简单地把日本国内的情况讲述了一番，大致就是说了说天皇为什么并无实权，以及幕府体制、丰臣公仪这些。
听完了他的解释，三人这才都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叶向高道：“原来这倭人伪帝倒有些像后来的周天子，而丰臣秀吉大抵类似于九合诸侯之齐桓公。”
张佐治则接口问道：“却不知丰臣秀吉死后之倭国，是否也与桓公死后之齐国一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看着高务实，显然是想听高务实的看法。而他这么一说，高务实才突然发现，好像丰臣秀吉死前死后，和齐桓公死前死后还真有一些类似之处。
秀吉不必再说了，死前已经挺凄凉了，为了秀赖将来的地位只差没有跪下来求几位大老看在他的面子上好好效忠秀赖。死后也是被石田三成等人操控葬礼，根本谈不上什么天下人的尊崇。
而齐桓公的情况也差不多，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当时管仲重病，桓公问他：“群臣中谁可以代你为相？”管仲说：“了解臣下没有人比得上君主。”
于是桓公问：“易牙如何？”管仲回答：“杀掉孩子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以。”
桓公问：“开方如何？”管仲回答：“背弃亲人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近。”桓公问：“竖刁如何？”管仲回答：“自我阉割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爱。”桓公又：“常之巫如何？”管仲回答：“死生，是无法逃避的；疾病，是人体失常所致。君主不顺其自然，守护根本，却完全依赖于常之巫，那他将对国君无所不为了。”
然而，管仲死后，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重用四人，遂导致四人专权，齐国很快陷入混乱。
“桓管五杰”中的宁戚主管的是齐桓公称霸时所需的粮草，可是宁戚一死，管仲便说齐国霸业要衰微了；
王子成父掌管齐国的军队，王子成父能让齐国士兵勇猛善战，可是王子成父一死，齐国军力迅速衰退；
宾须无掌管齐国的刑法，他能让齐桓公称霸时稳定齐国，让齐桓公无后顾之忧，可是宾须无一死，齐国迅速奸佞横行；
隰朋主管齐国的外交，他能让齐桓公称霸时无须担心各国诸侯的讨伐，并能得到大批诸侯的支持，可是隰朋一死，各国诸侯便纷纷认为齐国即将大乱，于是就没有人再对齐国有信心了。
在等这些人才相继去世之后，齐国坚如磐石的称霸基础就迅速动摇。再到齐孝公即位，就无人能像“桓管五杰”一样，能高明的发挥齐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了。
因此，齐国的衰败重点是后继无人、人才匮乏。主要原因就是齐桓公晚年宠信奸佞，没有妥善的安排好身后事。在这一点上，丰臣秀吉还真是“学”得挺像。
至于生前死后，桓公四十二年，戎攻打周朝，周告急于齐，齐令各国诸侯发兵救周，此时齐国的话还是有人听得。
然而，桓公四十三年，桓公重病，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冬十月七日乙亥，齐桓公病死，五公子互相攻打对方，齐国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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