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走到徐平身前,先向殿上的赵祯行礼,赵祯曰可。司马光转过身来,对徐平躬身行礼:“光以微末之官,欲辨宰相。相公,光失礼否?”
徐平道:“不失礼。官高官低,朝廷之位也。朝廷之位,选贤而任能,朝廷之意。朝廷之意自归朝廷,不关人之贤否。我不贤而居高位,尔贤而位卑,不过朝廷失察。朝廷失察非朝廷之错,只是此时欲用我之能,而忍贤德不足。日后你之能过我之能,位自会居我之上。贤又过我,则贤能相当,朝廷得之必大喜。是故,你近前若未拜陛下,未揖我,是失礼之举,礼在朝廷。以小官辨宰相,是为朝廷争,不失礼。”
司马光忙拱手:“光何德何能,敢当贤于宰相上?相公欲誉我而实訾我耶?”
徐平道:“非。你与我廷辨,是否因朝堂之榜而辨?”
“答相公,确是因朝堂之榜。”
“既如此,必是对榜上所列有所见不同之处。宰相当位,朝廷选贤与任能也。宰相实未必贤能当天下之选,朝廷或有失察之时。失察非朝廷之错,盖朝廷非圣人,实难明察于天下。百官、百姓助朝廷察之,此应有之意。廷辨,百官助朝廷察之。你欲辨榜文,必是于榜上所列某处,与见不同。榜文未行,不关能否,此时与宰相廷辨,必是助朝廷查宰相贤否。你可以,百官可以,细民亦可。所见不同处,必是于此处见宰相之失贤,必是于此处以己贤居宰相之上。不然,出列廷辨为何?此无关对错善恶,你为官之职也。”
说到这里,徐平的表情严肃起来,对司马光道:“君实,你欲辨宰相,我曰可,敛容出列。何也?此我于朝廷之公也。我贤能或未足,所言或有未贤之处,与你一起查之,助朝廷之宰相合于贤。此时是你、我于朝廷之公事。你以誉、訾问我,是以己私,犯所任朝廷之公职,为失位。以私害公,士大夫不当为,以后切不可再犯!”
司马光愣了一下,忙躬身谢罪,转身对赵祯行礼:“臣犯因私害公,请陛下罪之!”
赵祯不罪,司马光请再辨。赵祯曰可。
一道德不是要在政权中贯彻徐平的意志,而是要让政权形成自己的意志,也就是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来统领政治,就是政权意志的表达。在政治中意识形态贯彻得越坚决,执行得越彻底,政权的独立人格就越强大。
这个过程不是看哪个官员聪明,也不是看哪个官员能干,只是确保意识形态的完整和统一。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意识形态的贯彻,这就是一党执政的内在逻辑。
在政治中掺入了官员私人的动机猜测,善恶评价,就是失职。
公天下和私天下的政权,不会特别强调要求官员的忠诚,他们就是政权的本体,他们的忠诚表现在对政权的忠诚上。从汉朝到宋朝,中国对官员的道德评价体系中,贤能奸佞更重要,忠不忠于皇帝本人一般不会特别强调。汉朝讲孝,不是从家庭伦理来的,而是来自于天命的天之子,政权意志在政治中的表达。只有家天下,官员分家臣和客两种,才会要求官员强调自己是家臣而非客,要求官员完全忠于皇帝本人。春秋家臣多客卿少,战国客卿增多,就是文明从家天下慢慢走向大一统的过程。明清逆着这个过程来,就是从大一统慢慢向着诸侯林立的稳定状态退化,官员客的身份越来越少,渐渐变成了奴才。
汉武帝之前是汉文明的准备时期,之后到宋亡是汉文明的发展时期。政权是文明独立人格的表达,也有发育成长,形成灵魂的过程。从汉到宋,宗族一直在消解,到了宋朝怎么想重建宗族都建立不起来。明到清,宗族一直在壮大,就是为天下分家作准备。
徐平前世跟很多人一样,非常好奇如果没有洋人,清朝最终会发展到哪一步。现在终于想明白,终点无非是诸侯林立的周朝,一如罗马灭亡之后的欧洲。在遥远的未来要么把汉文明彻底遗忘,要么汉文明重新觉醒,再次私天下或公天下,走向大一统。
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经过了晚清民国这样一种变相的短期诸候林立,快速重建了大一统。但是只要汉文明没有复兴,文明人格没有重建,大一统维持就非常艰难。凡事只看对不对自己有利,家庭比国家重要,屁股比脑袋重要,都是思想展现。只要条件合适,天下瓦解,先按照地盘分裂,再按照家族分裂,由血统提供政权的合法性。
罗马灭亡之后没有留下民族主体,其文明宝库归于灭亡了罗马的人,他的地盘就很难再统一了。每个民族所形成的国家,将再次开始文明的成长,形成不同的文明。
社会是由生产力,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的对立统一,和人与人交流所生的文化共同形成的。社会繁荣不繁荣,国力强大不强大,主要由生产力决定。而文明则主要由人的文化决定,否定人有个体和集体两种人格,极端强调人的社会性,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已经证明不合于人类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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