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底了，年味越来越浓。西京洛阳的人口远不如东京稠密，也不如那里热闹。不过今年虽遇大旱，却未受大灾，百姓手里的钱也比往年多，自然也就比往年热闹得多。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各种小贩沿街叫卖，不时出现几个“打夜胡”的，惹得围观的人哄堂大笑。被讨到门上的出手也不像往年那么吝啬了，总有几个铜钱扔出来。
转运使司衙门里，晏殊兴致勃勃地看着徐平、李觏和王拱辰三人写出来的草稿，不时提两句意见。具体的经济运作晏殊搞不太清楚，他也不向那个方向动脑子，但到底是此时的文坛领袖，时文大家，改改字词句子，让文章更有气势晏殊还是拿手。
书房里写的是总目，外面长官厅里王尧臣、杨告和赵諴等人则做各分目。按照徐平的思路，从上古时候的简单生产讲起，再到生产分工，到商品交换，然后讲商品的性质，再讲到财富的性质，讲到劳动产生财富。然后接着讲商品生产和交换、讲货币、讲劳动工具的发明与改进、讲劳动效率的提高，讲到商品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财富的增长理所应当，国家掌握的财富增加，不但不会侵夺百姓的财产，还会让民间财产也水涨船高。这一点极为重要，让新的理论从义利之辨中脱身出来。
等到大家完成了初稿，再集中起来广泛讨论，还要征求本路其他官员的意见，最后形成定稿。如果到时政治环境合适，由晏殊带到京城呈上朝廷，作为京西路官员对吕夷简处置京西路飞票的回答，那就是坚决不同意。
这不是意气之争，是新的路线能不能生存，能不能走下去的大问题。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徐平没有退路，必须死争到底。
而先从上古讲起，既是中国古人写文章的习惯，也是徐平前世教科书的习惯，最容易被人接受。不过古人写书，往往引了古人的例子便就得出结论，少了后面的大头。
改过了几个句子，晏殊意犹未尽，对一边的徐平道：“徐龙图，这文章起名字了没有？”
徐平道：“先前我们一起说话的时候，李觏提了一个名字，称《富国安民之书》。此书讲的就是国富则民安，极是切题，我们都觉得不错。”
“国富则民安，国富则民安——”晏殊连连点头，品味良久。“不错，不错，你们这书就是立了这个论出来。如果外面能把今年京西路施政跟这纲目切合起来，就真地是发前人所未言，为治世之良策，足以流传后世。——对了，此书将来要上给朝廷，算是论治国之策，不如便就叫《富国安民策》吧。”
“学士说的极是，那便就叫《富国安民策》！”
历史上的李觏曾有《富国》、《强兵》和《安民》三策传世，这一次不涉及军事，他便就把另两策合起来作为这书的名字。说到底，李觏以传先圣大道为己志，这三点一直埋在他的心里，不管通过什么形式，最终还是要显示出来。
把国富与民安统一起来，不再看作是相互对立，是李觏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后来宋朝在财政政策上的无数次折腾，包括王安石变法，大多与他的这一论点有关。正是有了国富民安的统一，才脱去了与民争利的桎梏，不再让理财官员戴着枷锁起舞。
当然现在的《富国安民策》远远超出了历史上李觏的局限性，真正把商品经济的规律讲清楚，彻底从以前自然经济的立论中脱身出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品经济的经济基础自然要产生新的思想，与旧理论的冲突不可避免。
晏殊或许理解不了书里讲的经济运行的道理，但能自圆其说他是看得出来的，对现在他来说，这就足够了。有京西路的政绩做底子，有这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对吕夷简的反对就是说得通的。当然，真正决定他态度的，还是朝里挺吕反吕的斗争。
公吏上了茶来，喝过了茶水，晏殊对徐平道：“以前总讲天下之财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能为朝廷增收的理财能臣，都要担上刻薄聚敛的骂名。如汉武帝之桑弘羊，如唐代宗之第五琦，一助雄主扬威域外，一助朝廷平定叛乱，功不可谓不大，但却——”
徐平忙道：“其实也不尽然，齐之管仲，以理财之术助桓公独霸，世称名相。”
晏殊愣了一下，才笑着道：“这话说得也是，若讲能够让国家用度不缺，秦后首推蜀汉之诸葛丞相。帝王信之，百姓敬之，天下谁人不知！”
讲桑弘羊和第五琦就太晦气了，两个人最后的结局都不太好，特别是桑弘羊，还落了个身首异处，而且都人亡政息。宋朝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意头不好，总是能避就避的。徐平的理财手段跟这两个人有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没有改变经济基础，真的就是理财。徐平则是完全把经济基础改变了，已经超出了理财的范畴，一旦顺利推行下去，就将形成历史的洪流，浩浩汤汤的大势无人再可逆转。自然经济一旦被商品经济摧垮，就没有重新建立起来的机会，这才是徐平所倚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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