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赵祯身体大病，日日朝便又改回了单日朝。上早朝的天数少了一半，日子便就轻松了许多。第二天徐平到衙门处理了些杂事，心情却无论如何都静不下来，早早回到家里。
当年刚回京城时买的小院，此时已经大树参天。墙边的花树正在盛开，头顶上艳阳高照，徐平坐在树荫下，却觉得身体有些冷。
这个年代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说来说去，还是养兵。徐平在三司的改革再是轰轰烈烈，看起来热闹，说到底还是要看能不能弄到钱，有没有更多的钱养兵。其他什么经济展，改善民生，都只是附带的。自宋开国，便就被沉重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来，先把这一件事情做好，从上到下才有心思去谈别的。
养这么多兵干什么？没有人能够真地说清楚，往往是有各种答案，但是说到最后，还是不得不养。不但不能不养，还是只能增员，不能裁汰。
徐平想起来这事情便就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就闷着头把最大的财力砸进去。一砸数十年，无怨无悔，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从太祖的时候起，此事已经现了端倪。当时天下初定，对于军队，太祖的态度是矛盾的，有过犹豫。杯酒释兵权，削藩镇，收地方财权，使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个时候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庞大的禁军用来干什么？
太祖曾经提过欲让天下武人尽读书，读书干什么？不是让他们能够识字，而是要从书里学到道理，要知忠义。这也跟崇文抑武无关，而是要让军队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一支军队才有了灵魂。不说这个时代，就是在徐平前世，国家新立，平定下来之后第一件事也是让军队学文化，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正常选择。
可惜此事无疾而终，到底因为什么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总之此后，说起军队的作用便就是宋太祖那句著名的话，“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这一条就成了祖宗家法。
养兵干什么？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镇压叛民的。几代帝王对此都是心知肚明，历史上到了宋神宗时进一步展，“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这种思想往好了说是军阀思维，以兵制民，皇位稳如泰山。往坏了说，这跟雇佣胡人为兵没有区别，只是雇的不是胡人了，而是无赖不逞之人，难听一点就是社会的渣滓。
当兵要的就是这种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怎么可能高？“好男不当兵”，这话可不是出自宋代，自中唐军阀当国就出现了。而且宋神宗说得特别明白的话里包含了一个矛盾，既然前世为乱的，都是无赖不逞之人，而无赖不逞之人都招进了军队里，那么就应该没有作乱的了。这支为了镇压乱民的军队，也就失去了存的理由，养的是一支没有用的军队。
把流氓地痞招进官府里，社会上就没有流氓地痞了，于是就国泰民安了。徐平想起这种说法就觉得好笑，杀人放火金腰带，这可是国家政策倡导的。
世上有这种事？善良的人累死累活，就是为了养那些无赖不逞之徒的？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能够有好结果才怪了，老天爷的眼不会瞎的。
而且还没有说，这样养起来的军队，如果面对外敌会怎么样，几位帝王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样的方法就是把野兽用笼子养起来供着，外面来了野兽，用这笼子养的野兽去对付。笼子里的野兽怎么打得过真正野生的？打不过又怎么办？又不敢把笼子去了，那反过头来一口就把自己吞进肚去。最终是养的野兽打不过外来的，把自己也喂到外来的野兽肚子里去。靖康之变，北宋亡国，从定这国策的时候就是命中注定。千算万算，把自己的人民当贼防，那当然自己就成了贼，国家之贼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政治目的在根本上就错了，对军队再怎么改良，都无济于事。什么军队编制，改良兵器，骑兵盔甲，钱粮充足，等等都是细枝末节。军事是政治的一部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和激化，只有政治目的明确，政治工作扎实，才能有敢战能战善战的军队。打仗有什么难的？徐平记得自己前世有位伟人说过，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不用说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一样印证着这句话的证确。历史上两宋之交，最能打的是哪支军队？岳家军论兵员素质，论钱粮充足，论官高爵显，都是中兴几大将里比较差的。同时期张俊的亲兵队，可是号称“武功队”，小兵都是武功大夫，差一步就到横行。要知道岳云被冤杀的时候立过无数战功，不过是左武大夫，比武功大夫高两阶而已。但岳家军最能打，张俊如果说不是打仗最烂的，也是最烂的之一。然而最后活得长混得好的却是张俊，中兴四大将里他排名第一，生封清河郡王，岳飞之死他是第一大帮凶，并由此掌握了兵权。政治上错了，军事上就只有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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