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崇政殿门外，就听到里面夏竦正在厉声质问枢密院。军国大事，迁延两个月才上报，说得难听一点，如果党项的军力强大，两个月都足以让他们兵临两京了。
徐平和陈执中进了崇政殿。此时殿中已经乱成一团，连赐座都免了。几位大臣围住张士逊，高声喝问党项到底是怎么回事，枢密院到底还压住了多少重要军情不让朝廷知道。
张士逊无奈地道：“枢密院与诸位一般，同样是刚刚得到鄜延路送来的消息不久。边将隐匿军情，枢密院又如之奈何？我们也与众人一样是在京城里，并不在边地——”
“满口胡言！枢府掌机密，日常难道没有眼线在党项？元昊这些年刺探本朝军情，无所不用其极，怎么枢密院没有任何防备？事事依赖边将禀报，那要枢密院何用？”
夏竦额头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如斗鸡一般紧紧逼住张士逊，咄咄逼人。此次枢密院肯定要大换血，他的机会来了，能不能如愿任执政，就看这一次自己的表现。
张士逊低垂着眼帘，一言不发。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去，党项终于反了，自己必定要负责任，降职外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此时再说多余的话没有意思，强行为自己分辨反而被人看不起，还不如就此任人宰割便了。
向邻邦派眼线，搜集情报，问题是从来就没有这规矩，张士逊怎么派？枢密院就是个政务衙门，想派手中也没有人。所谓掌机密，只是收集各边地将帅报上来的军情而已，枢密院并没有自己单独的情报系统。边将压住情报不上报，枢密院确实是没有办法。
为了防止引起地方官员的猜忌，朝廷是没有情报组织的，实际上也不允许有。这个年代因言成事因言废事太普遍，在地方上建立情报机构，地方官员还怎么安心做事？
此次元昊反了两个多月，消息才传到朝廷，主要责任是在地方官员身上。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报上来，是因为边地州军算着党项的使节在年后就该到朝廷了，再不报担的责任更大。元昊在决定反了的时候，便就派使节入宋，正式宣告。可知延州郭劝在看了元昊使节带的信后，竟然说党项尚称臣，并没有反意，同意党项使节到京城，这才是离谱。
郭劝进士出身，为政清廉，但能力实在不足以担任边地州军的主官。党项这几年蠢蠢欲动，朝廷却一无所知，跟他的关系非常大。再一个鄜延路钤辖李渭，同样缺乏该有的警觉，军情本来武将应该为关注才是。结果文臣武将一起失职，文恬武嬉，不外如是。
见张士逊装死，夏竦又厉声质问王德用：“西府失职，枢密是宿将，如果说张枢相文臣不通军情，怎么枢密也是一无所知？食朝廷之禄，岂能不为朝廷分忧！”
王德用诚惶诚恐，拱手道：“内翰，前两月延州上章，说是党项使节言辞谦恭，国书中犹称臣，并没有反意。此事朝中人人知晓，本将知道的，也只是如此。”
见夏竦要把枢密院的官员一一责问，李迪沉声道：“为今之计，不是追究哪个失职的时候，而是要朝廷定下如何应对！夏内翰，先商量正事要紧！”
夏竦这才停下，李迪带领众臣向赵祯见礼，赵祯赐座。
赵祯直觉得脑壳疼，对众臣道：“党项已反，如何应对，众卿可各抒己见。”
御史中丞孔道辅捧笏道：“延州知州郭劝，遇事不明，致使鄜延路拖延党项谋反的军情不报，压了两个月之久。此事责在郭劝，当下诏切责，降职别用！”
赵祯想了一想，道：“前两年郭劝曾为元昊官告使，到党项的时候，元昊私下送他钱一百万，郭劝却而不受。再者郭劝为官一向清廉公正，直言敢谏，此次失职，当是一时无心失查之过。可落其天章阁待制之职，移往内地州军任职。”
李迪领旨，中书照此办理。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郭劝在延州连出昏招，致使党项叛宋的时候朝廷非常被动，他的责任最大。但这真的是他的能力和认识问题，其间并没有私下的小心思，以前官声又一直很好，重责并不合适。落他的天章阁待制之职已经是很重的处罚了，从侍从一下子降到庶官，最少相当于连降个十级八级。
虽然已经在朝中任职多年了，徐平对此次事情的发生，发生之后的处理还是觉得相当陌生，甚对觉得有些可笑。这真地不是一两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的系统性问题。
明明知道西北党项不稳，将来非常可能反叛，为什么没有做出针对性的预案？为什么没有针对性地收集情报？如果做好了预案，发生了什么都有章可循，就不会出现这么可笑的事情。军国大事，竟然就靠一个知州个人的判断。
“元昊虽僭中国名号，然尚称臣，可渐以礼屈之，愿与大臣熟议。”正是郭劝奏章里的这一句“然尚称臣”，让朝廷上下都以为党项没反。元昊骄横狂妄，内外皆知，在国书里有不恭敬的话并不让人意外，看了郭劝的奏章，朝廷上下也只是以为如此而已。哪里能够想到，元昊这次不是不恭敬，而是真地反了。看了国书，见了使节，竟然还看不出来党项是要造反，郭劝的书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真是让人无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事情要做预案，一旦触发了警报点，预案就会自动启动。事情按部就班，什么应该开始做，什么应该停下来，一切都井井有条，而不是靠着几个人的判断。科学是系统性的处理事情，是有条理，而不是靠着哪个聪明人的灵机一动。灵机一动是做事情的时候的小聪明，但在科学决断中是大忌，是靠不住的。因人成事不可靠，偏偏这个年代就是因人成事。
徐平在三司并不仅仅是推出一些新的政策，同时也在推行这些管理方法，革除掉以前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陋习。可惜这种做事方法没有被枢密院学到，他们这种管理方法，就决定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不发生这件事，也要在别的事情上坏事。
正是意识到这是系统性的制度缺陷，徐平并没有兴趣在处罚个别官员上纠结。前世读历史的时候，总是免不了想如果一件悲剧发生的时候换一个人，历史会不会有不同。合适的位置用合适的人，确实会有不同的结果，但人力有穷尽，你永远不能保证把合适的人安排到他适合的位置。实际上你无法防止发生什么，但却可以保证发生什么，这是系统性有条理的做事方法可以做到的。徐平要改变世界的，正是做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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