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郑公刚才言这些京畿流民乃懒怠刁民，其中体弱病残的直接饿死是最好的安排，在下认为此言有失良知，这些流民并非因为懒怠而成流民，若懒怠又何必远离家乡，来到京畿拉纤运粮？另外，他们也非为刁民，若为刁民，要是真好吃懒做，大多直接落草为寇，何必来这里任由官差打骂？”
毕自严问的郑三俊面红耳赤起来，呼吸也有些急促。
郑三俊只得强辩道：“现在每过一个冬季，就会饿死一批京畿流民，也因为这样，京畿流民才能维持在一个定数，而不足以壮大，如果真要用毕公的法子去养活他们，使得本该饿死的一批流民没有饿死，而让京畿的流民越聚越多，到时候一旦发生元末那种因为大量民工聚于黄河两岸而反的事，到时候该如何是好？”
“百姓只会因活不下去才反，不会因为人多就反，元末大量修黄河的百姓反朝廷是因为元廷无道，不给其活路，如今朝廷是给其工钱、以工代赈，不但不会导致民变，还会消弭可能发生的流民之乱。”
毕自严回了一句。
“毕公真敢保证到时候京畿一带的流民越来越多后不会发生变乱？不会有邪教趁此机会蛊惑这些愚民闹事？若到时候真因为毕公今日大发善心，而救活了大量流民，使得京畿流民越来越多，然后被邪教蛊惑，乃至造反生事，到时候，毕公可敢向朝廷请罪？！”
郑三俊语气森严地问了起来。
方从哲见此忙说道：“好啦！《礼记》有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如此方是天下为公，京畿流民，无论老弱病残，还是青壮，皆为我大明子民，岂能任其饿死？此有悖良善，有悖圣人之道！吾等读圣贤书，怎能如此薄凉！
至于会不会因此导致乱事发生，与流民越来越多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朝廷能不能使其安居乐业、并教化得安分守己，至于邪教更不足为虑，只要百姓们能安居乐业，我圣人之教难道还没邪教谣言更得人心吗？”
方从哲这么一问，就看了郑三俊一眼。
郑三俊直接站了起来，也看向了方从哲，眸露厉色。
他没想到方从哲会突然提出儒家正统理论来批判他，甚至说他有悖圣人之道。
这让一向爱举着儒家正统理论招牌维护自己士绅利益的他有种很难接受的挫败感。
什么时候，四书五经的话也能成为攻击自己的武器了？
这方贼果然难对付的很！
郑三俊又看了一下汪应蛟和毕自严。
他本来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次户部部议说服汪应蛟和毕自严向士绅让利的，毕竟大家都是士绅。
但郑三俊没想到汪应蛟和毕自严也如此顽固，竟真的把天下庶民当回事。
至于汪应蛟和毕自严为何把天下庶民当回事？
郑三俊也想明白了。
无非就是方从哲的话，儒家经书里就有‘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言论。
也就是说，这些人是真的把这些言论奉为了圭臬，而践行起来。
郑三俊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驳斥这二人。
因为郑三俊意识到，他素来最信奉的儒家之言竟会成为士大夫不顾自己士大夫利益的动力！
“你们两书呆子，书读傻了！只记住了汉儒的观点，没记住当今儒学的观点，陛下当以天下之利奉士大夫，而非以士大夫之利奉天下！否则，这样的君父便如圣人所言，为寇仇！”
郑三俊只能在心里如此骂着汪应蛟和毕自严。
但郑三俊没敢直接骂出来，因为他也不能明着说《礼记》里的话不对。
毕竟这是儒家五经之一。
只是《礼记》成书于汉，比较代表汉儒的观点，而汉儒观点已不怎么被现在的士大夫接受，所以，郑三俊也只能在心里表示反对。
“郑公若有异议，坐下回驳便是，不必起身回答，仆虽为首辅，但也只是奉旨与诸公议事而已。”
方从哲绵里藏针地说了一句。
郑三俊则因此意识到自己失态，忙拱手道：“下官失礼。”
然后，郑三俊坐了下来。
方从哲则没有理会郑三俊，依旧看着毕自严：“毕部堂，继续说，你为何提议朝廷增建工程而使京畿流民得活命机会，而这到底是不是大兴土木？”
“在下认为大兴土木不能一味言过，寻常小民生活要想安宁需先建屋，国家要想太平得建城以御外虏得挖水渠以利农事，可见大兴土木很多时候是一国一家要求太平安宁所必做之事，若朝廷这次能用国库盈余之钱粮让流民出工兴建工程，便能有以工代赈之效，甚至还能使得工地附近之百姓有生财之机会，流民有工钱后不单单只买粮食吃，还得买附近百姓土布做衣服，还得买柴火取暖，到时候，朝廷增设一钞关于工地附近，即便只征少量榷税，也能增益不少赋税，进而使朝廷赈百姓之花费又能通过榷税的方式回来，这样国库不会因为养越来越多的流民而穷困，甚至会在将来越来越充盈，因为百姓一旦知道有利可图，会不辞辛苦地生产土布、会大半夜的也要去深山里砍柴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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