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且莫如此消沉，国朝与晚唐不同，太上皇在位六十年，海内皆称盛世，江浙运河一线，依然富庶。这贫民虽有，却也不致动了国朝的根基，天下事，尚可为。皇上且莫将国朝之治，与晚唐相提并论啊？”阮元也不禁安慰嘉庆道。
“是啊，正是因为国朝与晚唐不同，朕今夜才会来找你啊？你说得对，天下事，尚可为。”嘉庆的语气，也渐渐坚定起来，道：“你在太上皇面前之言，朕已悉知，总而言之，天下大弊，朕以为共有四处：其一，百年以来，天下生齿日繁，故而贫困之人，也日渐增多，而有司守令，因承平日久，渐行怠惰，于贫民疾苦，罔然不顾。其二，大吏以赔补亏空为名，行盘剥细民之实。其三，官军无纪律，临战无能，杀良冒功。其四，官吏贪贿，一时不绝。总而言之是一个问题，就是为官者唯顾私利，不恤民情。朕所言可有道理？”
“皇上仁慈爱民，臣不胜敬佩。”阮元道。
“所以啊，朕想着，未来朕要走的第一步，就是澄清吏治，重新选拔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的督抚守令。可这第一步，是真的难走啊，皇阿玛在位的时候，也曾多将贪吏绳之以法，王亶望、陈辉祖、国泰、伍拉纳……可处决了这许多贪吏，这大清的天下，贪吏不仅不少，却是更多了。朕想着，只是一个原因，就是这主持选举官吏之人，本身就立身不正，多怀私惠。皇阿玛年纪毕竟大了，精力自然不如壮年，竟被这选举之人钻了空子。”说到这里，外面北风，却是更加紧了，飘落的雪花，也渐渐变大了起来，如此风声之中，即便守在门外的张进忠，也无法听清屋内到底在说什么。
“选事渐移之事，少说要有十年，往多了说，只怕也快十五年了。朕亲政之后，凡事自当遵循一个‘公’字，可眼下我大清的最大症结，却是这个‘公’字，早就变成了‘私’字。阮侍郎，朕的意思，你该清楚吧？”阮元自然知道，嘉庆所言，正是和珅之事。
“皇上，您的意思，臣已清楚了。只是臣尚有一事不明，臣屡经外任，自认为算不得皇上亲近之人，皇上为何要来找臣交托这一切呢？”阮元又道。
“朕眼下最信任之人，也就是你了。”不想嘉庆竟如此说道：“军机处那边，朕能用的人只有戴衢亨和那彦成，他们毕竟只是二品，资历都浅，剩下的，朕掌握不了。所以军机处那里，朕还不能做主。但南书房本就是前朝圣祖皇帝青睐之处，虽云文翰之所，可天下政事，亦多所谘问其间。然而今日，南书房入值之人，大多皆是词臣，文才之外，并无长物。可你不同，你才学所至，不拘文辞之事，经术、天算、史论、兵家无一不通，在外督学多年，自也精于庶务。朕与你见面不多，但即便只是这只言片语之间，朕亦熟知你心性，你正是值得朕任用之人。阮侍郎，你又是如何心意？若是你觉得今日之事，力不能及，也只管说出来，朕立刻就走，过了今夜，这里就自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阮元听着嘉庆言语，自然感激，可他此时却也倍加清醒，若是嘉庆不能完全信任于他，之后大计便无从谈起。故而这时并未直接答应嘉庆，而是说道：“皇上，臣初入翰林之事，教习便是和珅。臣为官十年，从未上言进谏一件与和珅有干系之事，也未曾在任何一位同僚面前，对和珅有半分不敬。这些事皇上自然也该知晓。可即便如此，皇上还是愿意相信臣吗？”
“你等做臣子的，自然不能万事自遂心意，但你心性如何，和珅心性如何，朕还是清楚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点朕还是相信的。”嘉庆从容道。
阮元听了，也再次向嘉庆拜倒，道：“皇上信任之情，臣即便百死，亦难以回报万一。眼下之事，臣自然应当竭尽全力，襄助于皇上！只是，此事至关重要，亦需悉心准备，万事得当，方可施行。却不知皇上心中，眼下又有何良策？”
“有些事你或许不知，朕对眼下形势，也已斟酌了许多时日。和珅一党多居高位，动之绝非易事，文臣尚在其次，首要之事是不能让他掌控内外诸军。如此说来，兵部便是京中最关要之处，你最初任兵部侍郎的建议，是朕告知皇阿玛的，可不料随后仅两日，和珅就改了你做礼部侍郎，想来也是不愿你多参与其中。但兵部至少还需几个人看着才是，所以朕已经调了科布多的富俊南下，这一二日间应该要进京了。此外便是京师驻军，护军营朕可以控制大半，但九门提督，和珅却已任了二十年，还有，侍卫处、銮仪卫，也有些难处……”
可这几句话说来，阮元眼中顿觉一亮，一个连环应对之计，已经渐渐浮现出了雏形。
“皇上，臣有一言，若皇上信得过臣，臣愿将这几处关要的破解之法，一一道来。”
“但说无妨。”
“皇上，臣以为，当下之局，若是要破，则堵不如疏，与其这般无所作为，失了时机，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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