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家中，阮元自也再无公事，无奈之下，也只好取出了他旧存的一部《经典释文》，准备编订《十三经经郛》。只是经注之事，尚可自己完成大半，《浙江通志》编订，却事关浙江一省风土人情、财赋军务，不开通志局，绝无可能以一己之力编修。想着这次停职，多半后面便是调离浙江巡抚，这样一来，修志之事便彻底夭折，阮元抄写经注之余，也不觉时常叹息。
这日正好焦循到了抚院，来看阮元，说起修书之事，阮元也不禁对他感叹道：“里堂，这修志之事，是我在杭州最后的心愿了，只是可惜啊，如今这个样子，我这次浙江巡抚，是终究要有遗憾了。”
“伯元，这到底是为什么啊？你不过就是刘金门的事，一时失察，皇上为何对你的惩处，也如此严厉啊？依我看来，皇上这是糊涂了！”焦循这些时日一直担心阮元，这时见他两任浙江，竭力为公八年，不禁最后没得到嘉庆一句褒奖，甚至还有罢官夺职之险，也不觉为他打抱不平道：“皇上……皇上他知道什么？！不说别的，就说今年浙江米价，这能怪你吗？本来这些年浙江生齿日繁，米价就不好降下来了，今年春天，你给德清县捐了四千两银子释放赈粥，刚入夏那会儿，又在余姚、上虞捐钱施赈，两县绅士听说你捐了钱，纷纷出资相助，一共捐出了好几万两，他们为什么愿意出钱，还不是因为你捐了钱，他们相信你能把钱真正用到实处！也正是因为受灾的地方，百姓有了赈粥，生活无忧，所以咱们今年才没报灾，可皇上却还要拿米价的事挑你的不是，你平日总说皇上知人善任，可这知人善任，我今日竟是一点都没看到啊？！”
“父亲，焦伯父，杭州米贵之事，孩儿也略知一二。”这时，阮常生和孔璐华看着焦循神情激动，也一并来到了书房，阮常生也对焦循说道：“孩儿成亲以后，去年春天去过宝应，宝应和高邮，这几年一直有水灾，所以米价贵了许多，今年也是一样，他们缺米，就从苏杭买了不少米过去，这一下就把苏杭米价带贵了，本是江苏之事，却与爹爹无干啊？而且，蔡逆那边，听说这一年来，根本就没得到多少接济啊？”
“常生，依我说，不光是米价的事，这刘金门的事，我看也是扑溯迷离，原本伯元说刘金门无过，后来又说确有醉酒改文之事，可即便如此，也不过是他一时失察，就算伯元受牵连，也不过是降级处罚吧？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多出了这连号的说法呢？”焦循回想刘凤诰一事，却也觉得不服。
“伯父，孩儿这件事也听爹爹说了不少，所谓连号，本是托大人和卢大人来了杭州以后，才传出来的，之前陆御史参劾刘大人的时候，都没听说什么连号啊？”阮常生道。
“常生，连号之事，另有隐情，你就不要说了，总之……这次也是我一时糊涂。”阮元之前并没有将刘凤诰受到逼供之事告诉儿子，这时想着其中内情复杂，还是不愿让阮常生深究下去。回想刘凤诰之事，阮元却也想起了母亲林氏临终之前，告诫自己的言语，不由得轻轻叹道：“娘……您临终前那一番话，孩儿从来记得，二十多年了，孩儿以为身边旧友皆是可信之人，自然无需多虑。可孩儿竟万万没想到，这件事……这件事却是应在了金门身上啊？”
焦循并不知道林氏临终之语，只是想着刘凤诰一案，还有许多疑点未明，便又问阮元道：“还有，伯元，那任泽和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都说任泽和是你以前的同学？我和你共事这么多年了，怎么一次也没听你说起过呢？”
“里堂，这件事……或许也怨不得夫子的。”孔璐华这时却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册子，递到了焦循手上，看册子时，竟是一本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题名录。孔璐华也对焦循道：“你从后面看这册子，便一切都清楚了，任泽和，确实是夫子这己酉一科进士没错，可是夫子他们当年，考中进士的一共九十八人，夫子排在第六，那任泽和……是倒数第五名啊？据我所知，这样的名次，考中以后不是六部学习，就是外放知县，夫子却一直在翰林。那你说，夫子这过了二十年，又怎么能记住这样一个同学呢？”
“夫人，这件事是我失察了，若不是我急于办理海防之事，这次来了杭州，连《缙绅录》都没有重新看一遍，要是我办事之时，能像上一次那样仔细，或许事关任泽和，我能早作些准备呢？”其实一年下来，浙江多有礼仪要事，阮元倒是也认识任泽和，只是阮元早年与任泽和共处时间不多，根本没记住他，又从来不许下属官员随便过来送礼，一年来重点布置海防，也没有特别接见任泽和一次，更兼阮元先前治浙，吏治大有改善，是以这时阮元也有些过于自信，许多查吏之法都未能重新实行。结果直到刘凤诰告知，阮元才清楚任泽和底细。这时他也不愿多言名次之事，只是自责这次巡抚之行，确有些事未能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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