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你……你这是篡改朱子本意！”方东树素来以朱熹言理之道为至论，这时听闻阮元以朱子“论礼”之言试图论证朱子同为“以礼代理”之人，当即勃然大怒，竟向阮元直呼其名：“朱子晚年，纵有一二论礼之言，其学问之大端，仍在天理之理！且不论其他，朱子身殁之前四日，仍亲手修改《大学章句》，竭心血于天理之事，怎得到了你这里，竟而寻章摘句，强言朱子晚年所重，在礼仪之礼而非天理之理？那一二书信不过偶一言之，就可以代表朱子晚年之意了？似你这般以偏概全，篡改圣道，只会流毒万世，使后世学子尽入歧途！”
“那你所言朱子修改章句，又如何可以证明朱子晚年，言天理之理胜过言礼仪之礼？”阮元被方东树多次叱骂，心中自也多了几分怒气，便向方东树继续辩道：“那我再举一例言之，依上古之礼，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这是礼仪之限，而非天理之限，所以若是有一周人，竟然尚白，则可以不和礼仪之言折之。可反过来说，若是周人尚白，而你只言此周人之行不和天理，那究竟是什么天理，决定了周人必须尚赤呢？这便是以礼代理的必然！百姓士人，若是有一个明确的礼仪标准，自然会循礼而行，不敢逾矩。可若是以虚无缥缈的天理作为标准，那人人都可以说对方之言之行不合天理，只因为这天理之理，完全取决于言理之人的个人判断！若是每个人都只用个人判断大行其是，那天下必将纷乱不已，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公认的标准，到那个时候，天下丧乱，才是难以挽回！”
“庸俗，你这话跟戴震一样庸俗！”方东树却依然坚持自己的认识，对阮元冷笑道：“正是因为天理不能以具体的形象出现，不执着于具体的规矩，而是真正的无所不容，无论千变万化，皆出于天理一源，它才是天理！你非要用可行可见之事来代替天理，只会让人死板教条，抱着固定的规矩不放，却忘了天理本不是拘泥之理！再说了，你们口口声声说要用可行可见的规矩，来代替不可见闻的天理，那你等又做了什么？就以解释经典而言，你们认为，论理之说虚无缥缈，所以需要用切实可见的训诂是吗？既然如此，那你们汉学之人，为何讲论经典之言，同样存在那么多差别？同样是治《易经》，惠栋有惠栋的解释，焦循有焦循的解释，焦循之后，这还有不少人想着重注《周易》，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惠栋焦循之流，哪怕有了训诂作为标准，依然无用！既然你所谓明确可见的办法，还是不能得到一个共识，那你又有何资格，来强说天理的不是！”
“治学之道，我阮元看来，在于‘博学而算’四个字。的确，在很多儒学问题之上，即便全从训诂，也一样会因为一字多义，而产生认识差别。但这并非没有破解之法，那便是博学！读书多了，认识的事情多了，自然会在歧义之中寻找到最合适的那种解释，这便是博学而算，乃是基于真才实学的抉择。宋学之人，多有空言天理，束书不读，言语外似高妙，实则全无根基之辈，这样的人，言语就算看起来再怎么精妙高明，究其本质，依然是不学无术。这‘学’与‘不学’，又怎可一概而言？”阮元自然毫不示弱，向方东树反问道。
“哼，你们天天说宋学之人不学无术，那你等汉学之人，有了学问之后呢？”方东树竟是全不退缩，继续向阮元质问道：“谁不知道现在这些所谓汉学之人，自诩训诂考据可以明圣道，其实一个个都只知埋首经籍，全然不问外事！现世经世之事，他们一概不闻不问，不说别的，这广州鸦片，依然泛滥如故，你们可清楚？！所以我看着，你们汉学之辈，才是真正的巧言令色，诳惑世人，只会害了下一代读书人！”
“方东树，我想着我再怎么不济，汉学学人之中，我是可以占据一席的吧？那你所谓汉学之人埋首经籍，不问世事，不就是你凭空索敌吗？”阮元也当即向方东树反问道：“我释褐为官三十余年，督抚七省二十年，所在之处，无不以实事为重，所行之事，无不以百姓太平，府库充实为先，海塘水利，我多有增修，水旱之灾，我悉心救护，凡有贼盗，我必严加清剿惩处，官府弊政，我必尽力裁而去之，就连你所言鸦片之事，难道这几年我没有尽心剿捕走私之人、违禁绿营吗？你说汉学之人只知旧典，不识世务，我就是研习汉学之人，所以你骂的究竟是谁？！”
“阮公，你所言所行往往不一，你要我如何相信于你？”方东树与阮元激辩了几个来回，眼看自己也没占到多少便宜，言语却也更为尖刻：“不说别的，就你如今编纂这部《皇清经解》，偏狭之见，便即充斥其间！你对外口口声声说，这书录入学人七十四，书作一百八十九，卷帙浩繁。可是我看过你们撰写的目录，这七十四人，包括你自己，无一例外是所谓汉学门下，有一个还是你儿子呢，可是宋学说经之作，你一无所及！更有甚者，你这《皇清经解》录入着作十部以上的，一共就三个人，除了一个你们江苏的同乡程瑶田，另两个就是你和焦循！你自己就录入了十八部书！你儿子为《孝经》作疏，你都要编入《皇清经解》，然后我宋学之人你一概不问，你是想说，我们精研宋学之人，都不如你儿子是吗？！我还听说，你家中有位爱妾，你因为对她喜爱，竟将你自己所作一部论史之书，用上了她的名字！你所言实事求是，就是这样展现给天下士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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