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陶澍上任两江总督之后，扬州的盐商便即感受到了巨大压力。这一日，陶澍也亲自来到扬州，将各路盐商尽数召集到了盐运使司，眼看各人已经坐定，陶澍也令下属取过一叠文告，向众盐商说道：
“各位，今日本部堂请你等前来，第一件事便是要你等看清楚，本部堂对于两淮之地的私盐之患，这几个月下来，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清查，你们看到的，就是那些私盐贩子被我两江总督部堂拿捕的文书，我想对各位说的是，私盐清查，我陶澍绝不会对任何人留情，这件事，你等今日也要作个见证！”
“陶总制上任江督，不过三月，便即清剿了这许多滥行私盐之人，在下佩服啊。”座中的两淮盐商首总黄至筠看着陶澍神色严峻，也只好向他客气道：“不过，若是只有清查私盐之事，总制只将这些文书送到扬州，交予我等一阅即可，又何必亲临盐运使司，还要把我们都召集过来呢？”
“黄总商说得对啊，既然黄总商都这样问了，那我也就不再卖关子了。”陶澍看黄至筠已经有了不解之意，当即向各人直言道：“既然走私之人，大半已经被先前蒋大人和我清剿，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为何这市集之上，售盐的盐价，竟然还是一成不变？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十年以来，私盐在江淮如此猖獗？那私盐贩子卖一斤盐，价格仅及市价之半，就这样，他们还能赚不少钱！这官盐是有什么不同吗？质量比私盐好那么多吗？我知道，盐价是盐运使司议定的，但运司衙门议定盐价，必然要听从你等盐商的意见，所以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用这样的高价卖盐，你们是想让百姓吃盐呢，还是想直接掏空百姓的腰包啊？”
“陶总制，我们若是不定这样的盐价，我们根本就不能营利啊？”黄至筠无奈之下，也只好向陶澍诉苦道：“我们议定盐价，又不能只考虑私盐价格高低，总是要把盐税和积欠考虑进来啊？我们赚了钱，一是要缴纳当年盐税，二是要弥补以前欠款，这些积欠我们也是商议过了的，每年只补十分之一，十年缴足。所以我们卖盐看起来是赚了钱，可是扣除盐税、积欠和各家日用开支，其实也……也剩不下多少银子了。”
“你等在市场上定这样的高价，只会让积欠之事愈演愈烈！”不想陶澍也不再向黄至筠留半点情面，直接向众盐商斥道：“你们想想，你们定的盐价高了，百姓就不愿意再买高价盐，换言之，只要出现低价盐，他们必然趋之若鹜，有这样巨大的需求，就难免会有人铤而走险！孙大人蒋大人也好，我陶澍也好，自忖清剿私盐，均是不遗余力，可为什么私盐之患一直不能根治，就在于这私盐之源，并非刁民奸猾，而是盐价高昂，百姓不得不有求于私盐！你等盐税都是按旧制缴纳的，朝廷从来没有在盐税之上为难过你们，那你们家中开支有多少，你们积欠又有多少？你们怎么就把两淮盐务经营成了年年亏空的样子？是啊，你们都是依凭祖荫，方有了如今盐商之位，有资格行盐营利的，是百年之前你们的那些祖宗，可你们呢？你们如今不就是在败坏祖业吗？咱们两淮的盐务，就是你们这些靠祖宗吃饭的人在操控的吗？！”
众盐商被陶澍这一番训斥，也未免心中有气，一个个面上都不好看。可与此同时，却也并无一人能够正面驳斥陶澍之言，只因陶澍祖业之语，乃是当时的实情。
自汉代确立盐务官营之后，历朝历代的盐业便为官府所垄断，然而进入宋元明时代，历朝官府也都认识到，纯粹的官营盐业效率低下，不利于增长收益，所以也一直在引入商人经营盐业。直到明朝中期，“官督商办”的盐务系统基本成型，官府发出可以销售食盐的盐引，商人领取盐引后便可以经销食盐。可是明代中后期，由于官府管理秩序混乱，对使用盐引之人未加限制，导致许多勋戚太监同样可以经营盐务，盐引今日发出，明日便大半落入勋戚太监之手，这样不仅商人经营有限，还导致特权阶层利用盐务聚敛了大量财富，其实不利于政权发展。是以到了明末，盐务改革已经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万历末年，明王朝终于有大臣提出，以后盐引发出，便直接由商人行盐，官员不得干预盐务具体的销售，但彼时明王朝已经积重难返，无力解决勋戚太监对盐务的实际控制，是以直至明亡，这一新政策还是无法实行。但清王朝入关之后，却使用了这一新法，即后世所言“纲盐法”，商人获得盐引之后，便可以自行雇募人手开发盐场，在清王朝指定的销售区域进行食盐贩卖，此外只需缴纳足额盐税即可。由于商人本身没有政治特权，是以清朝前期，“纲盐法”不仅保证了食盐销售畅通，也为清王朝带来了足额盐税，并无明显弊端可言。清王朝将全国盐务运营分为十一个区域，两淮区域堪称各区之首，其盐务运营范围涉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各省，实际上控制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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