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旧邮票得等到多年以后才能变成钱,虽然是不小的一笔可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陈宇被这些面值八分四分的新邮票给难住了,要保持通讯联系就得经常写信,频繁的去些,算起来可不是一笔小钱,对于只有半边户口一份儿收入的一大家子来说,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哪里有闲钱让陈宇去祸害。
找钱就成了陈宇等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还貌似无解。
市场经济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买东西还是靠配给制,除了钱还得各种的票,粮票、布票、肉票……想做生意也没辙,就算是胆大,敢于投机倒把那也得有本钱才行,本钱这东西可是不那么好解决的,缺的不就是钱么。
靠着不怕脏不怕累的革命干劲儿,在家属区垃圾堆奋战了两个月,一有空就刨垃圾堆捡破烂儿,总算将第一批信件都发送了出去,而悲惨的日子让陈宇不堪回首,心里对财源的渴望就更加炙热了。
就在小陈宇纠结的岁月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中,春节就过了,压岁钱加上捡破烂儿的收入,勉勉强强发了第二批信件,第一批信也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回信,让小陈宇高兴了一点儿。一晃眼儿就快到春天了,这可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是未来的一个转折点,是政治上冒险的最佳时机,陈宇知道自己太小,政治上目前还不会有任何的作为,但是,自己要是让父亲出头了,自己不是也一样提高了起点了吗?
陈宇记得很清楚,在上一世,这一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将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而就是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进行了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紧随其后的大辩论将进行全国范围的重新站队,这一次站队是非常关键的,站到了正确的一方面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会一帆风顺,可要是站队错误就将一落千丈。
这个时候,陈宇的父亲还是个工人,一线工人,连以工代干的班组长都不是,如果错失这个机会,那就只有等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的时候争取第一批下海,可做个富二代哪有当官二代有前途,官二代可以有钱,甚至比富二代还富,可富二代却不可能有权,这是本质的不同。
春节已经过去了,刚开学陈宇就逃课了,每次都一百分的陈宇经常逃课,老师却很少修理他,谁让他成绩够好呢,再说了这是子弟校,本质上就是托儿所的性质,管理得真的不严。
在几个垃圾堆翻腾了一遍,除了一脚炉灰渣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得到,陈宇郁闷的坐在家属区与厂区之间的山坡上,在刚发芽的草地上坐下来,看着厂门口几个宣传人员正在修补《你办事我放心》的巨大宣传画,画是油漆和油画颜料混合画的,大概是底子没有做好,有的地方开裂了。
还有两个多月就是关键性的时刻了,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动就晚了,可怎么动呢?写稿子投递到报社?发出来得可能性几乎就没有,如果反过来追究也是好事儿,就怕寄出去就石沉大海,要是被扔在哪个编辑的废纸篓里岂不明珠暗投了。可别的渠道又明显不具备条件,就算黑板报都没有陈宇他爸参与的份儿。
陈宇躺在青黄不接的草地上,感叹着,要走进历史事件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啊!
想了半天,除了投稿以外还真么有什么好办法,陈宇叹了口气,只能一稿多投了,起码这样保险系数要大得多。回到家陈宇就开始动笔写稿子,指望老爸自己写一篇这种有真知灼见的稿子是绝不可能的,而作为重生者,在大机关混了一辈子的陈宇来说就完全是信手拈来了。大笔一挥,千言立就,一片锦绣文章写好以后,陈宇就交给了老爸。陈宇的老爸叫陈建国,是个有很多重名者的庸俗名字,厂里同名同姓的就有好几个,同名不同姓的更是海了去了。
陈建国看了一遍,又看一遍,抓起来就要点火烧掉。被陈宇一把抢了回去,陈建国抓起鸡毛掸子就要行使家庭暴力,被及时赶到的老爷子给揪住了。
陈宇的爷爷叫陈雍,出生在旧上海,如果从他出生时的家境算成分是个小业主的出身,因为上海大资本家多,如果转换成现钞的话在内陆地区还是远超一般大地主的,话说他们家在老家本就是大地主。上海沦陷的时候,一大家人不敢留在混乱之地,小部分回了老家,大部分去了香港,后来又有部分去了美国,唯独陈雍跟他爹留在了上海。虽然兵荒马乱,可家里的店铺生意不能丢下不管,而那会儿逃离的很多,想折现不容易,就算卖出去就最多拿到两三成,这是很不合算的,所以只能冒险留人守着。陈雍的老爸之所以被留在上海,是因为在家里他不受待见,被定为家族继承人的兄长和几个堂兄弟都去了香港,老太爷带着其余人回了老家,其中就包括他老婆和小儿子,也就是陈雍的妈和弟弟。不受待见的原因是他游手好闲,上过好几年洋学堂,可再学就真学不进去了,跟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喝酒跳舞听戏找女人,如果不是后来遇上战乱,小业主那点儿家底儿根本抗不住他祸害。一家人分散开之后,因为能带走的都带走了,他又真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结束了生意,能卖的都卖掉之后,正式成了拆白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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