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也会有错
明朝时期的吕坤认为:从总体上讲，贤人所讲的话对于圣人来说不免会有缺点。奇怪的是那些庸俗的读书人，-听说是圣人所讲的话，就会竭力回避掩盖他的错误，还安加推测让它通达正确;而一旦听说是贤人所说的话，就想尽办法来吹毛求疵，并且旁征博引来证明它的错误。假如有的人喜欢附会蒙骗别人，以为阳虎貌似孔子，优孟貌似孙叔敖就以貌取人，这就难免会认错人而最终受到别人的耻笑。
所以作为读书人必须应该认清事理。事物的道理所在之处，就算是狂人胡言乱语，也不会比圣人所讲的逊色。圣人难道就没有因一时的感慨而说出的话，而当作千古不变的训诚的言论吗?尧舜二帝功绩伟大，道德修养全面，以至于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对他们赞不绝口。但是，就尧舜本身而言，他们的心中究竟对自己又有多少缺憾和不满足的地方呢?原本道是体悟不尽的，心也是难以满足的。有的时候是形势不允许，有时候却是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圣人的内心世界是不能完全满足的，所以圣人身处在时势、名分、能力之中，而他的内心世界却超出了时势、名分、能力的范围，如果他知足了，那么就不是尧舜了。
爱好提问，爱好观察，不带有个人的成见，叫做志。碰上模棱两可的事情，不要在乎人家的议论，叫做定。把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又省去了为人为己的嫌疑，叫做化。
在没有过错的人群以外去寻找圣人，要找寻圣人不可能从没有缺陷、差错的人群之外去寻找完人，那也是找不到完人的。贤能而又具有智慧的人要在没有过错的人之外去寻找奇特之人，这是在危害道义。
有人说:“那些不断进取的所谓狂人，动不动就大讲古人如何如何，而他本身所讲的话却不一一定都能实现，这不就是行为举止无法顾及言语了吗?而孔子为什么却还要对这种人有所肯定呢?”因为，这种人和行为不顾及言论的人，人品截然不同。譬如射箭，将靶子树在百步之外，连射九箭都能射中，这是神箭养由基能做到的事情。假若用一个身体虚弱而又不善于射箭的人来射箭，起初拉弓弦的时候，他看着靶子也希望把箭射中，但是箭却射不到十步之外，连一丈见方那么大的目标也射不中，怎么又能说他没有想射中的意向呢?又怎么能知道他天天拉弓，月月射箭，练到头发都白了的时候，又怎么不会变成养由基那样出色的射手呢?
学者贵在有志向，圣人也都赞许有志向的人。胸襟狭窄的人说-尺就做一尺，见一寸就守一寸，孔子认为这种人差一等，他们的言行还不如努力进取的狂人。他们可取的地方在于认识到的就能够坚决地做到，却为他们的志向不够远大而抱憾。如今的人心安理得地处于简陋平凡的地方，甚至还厌恶那些有进取心求上进的人，把人家的所作所为说成是行为与言论不相符，以至于诽谤他们说他们讲得对做的却不行，殊不知道修养成圣人没有一蹴而就的道理，希望成为圣人，怎么能在一个早上就会成功呢?哪里会有捷径和快速的方法呢?可能会有有志的人却在半途而废，没有志向的人却连半步也迈不出去的情况。
又有人问，不说话光是亲自去做又怎么样呢?答案是:这是相当聪明的人才能做到的事。如果智力在中等以下的人必须要讲求博学、审问、明辨，和志趣相投的人互相鼓励发奋努力，这也是讲的另一一种方法，又怎么能不言说呢?假若是行不顾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表里不一，这种人又怎么可能和那奋发向上的所谓狂者同日而语呢?
对于自己长期以来所深爱的人，虽然是到了令人痛恶的地步也不会大发雷霆，这是因为习惯了爱的缘故;对于自己长期所憎恶的人，即使是被他的真情感动到令人欢喜的程度，也无法改变对他的厌恶，这是因为习惯于痛恨厌恶的缘故。只有圣人在用情时不会受到习惯的约束。
圣人有功于天地，只体现在“人事”这两个字上而。圣人只管尽力要求做到人为的努力而不说天命，这并非是不知道回天无力，而是因为人事必须要求这样做，而根本无法顾得去计较。
君子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尺度和准则，这是很有道理的话呀。但是，法律尺度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就只有一个，就好比法令条文，是天下及古今大众所共同遵守的。倘若各家都自定法律，那么，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法令，那就是伯夷、伊尹、柳下惠他们那些人的法度了。因此说以道为法度的人，是任何时候都能按道理来行事的“时中之圣”人。
那些以气质作为法度的人，就是一个有些偏颇的圣者。圣人是指事物来临了就顺应着行事，普通人也是事物来临了就顺应着行事。但是，圣人的顺应行事，是从廓然大公而来的，因此回答应承别人的问话时，应答得如同炮响，而且又当然合情合理;行为举止的适应事物，好比从宫中取来各种物品，且又符合当行之理。而普通人的顺应，却是从任情随意中来的，因此应答别人的话时就好话丑话胡说乱道，很少与道理相吻合而为举止的适应事物，是否合适也是随心所欲的，且很少与理相适应。君子不然，不能顺应的时候，就不敢去顺应它，讨论了之后才敢说，说了之后却仍怕有错;计划好了之后才行动，就是行动开始了仍担心会后悔。这一切来自修养和省察。如今事情来临而顺应的人，人人都能做到，他们果然都能成为圣大吗?那真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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