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中国依旧处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之中。北洋军阀混战的战火持续燃烧，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你争我夺，使得山河破碎，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城镇乡村屡遭战火侵袭，房屋被焚毁，农田荒芜，百姓们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惨状随处可见。
经济方面，民族工商业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以及列强的经济侵略双重压迫下，艰难地维持着生存，传统农业更是遭受重创，粮食产量锐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们几乎被榨干了最后一丝血汗。
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虽已渐渐平缓，但它所传播的民主与科学观念依旧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更为广泛且深入，各地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然而，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单靠共产党自身的力量想要迅速改变现状，依旧困难重重。
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癸亥年，中共审时度势，于广州召开三大，共商合作之策，期联合各方力量，破当下困局，为革命寻新机，谋新途，其决策影响深远，关乎国运也。”可见，中共三大的召开，在这样复杂严峻的时代背景下，承载着重大的使命，旨在通过制定合作策略，汇聚更多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更为宽阔、有效的道路。
葛明，时年三十五六岁，是一位沉稳睿智、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共产党员，性格内敛但内心充满热忱。早年投身革命事业，参与过诸多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在与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深刻体会到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对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也深知共产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年初，葛明身在上海，彼时的上海，虽然表面上依旧繁华热闹，有着“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但在那繁华背后，却是无数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葛明穿梭在各个工厂之间，继续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励他们团结起来抗争，同时也在默默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等待着党组织下一步的指示。
有一次，葛明在一家纺织厂给工人们做宣传时，一位老工人拉着他的手，满是沧桑的脸上透着无奈与悲愤，说道：“葛同志啊，咱们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军阀和那些洋老板把咱们压榨得死死的，光靠咱们自己的力量，啥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葛明握紧老人的手，目光坚定地回应道：“大爷，您放心，咱们党正在想办法呢，一定会找到一条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路，咱们只要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在这时，葛明收到了党组织的通知，让他前往广州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接到通知后，葛明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他深知这次会议对于党和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当下便开始着手准备前往广州的行程。
从上海到广州，路途遥远且并不太平，军阀割据导致各地关卡林立，盘查严格。葛明乔装成一名普通的商人，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军阀的巡逻队，有时乘坐破旧的马车，有时徒步穿越山林小路，历经艰辛，终于抵达了广州。
广州，这座充满革命气息的城市，街头巷尾都能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葛明来到党组织安排的住处后，便迫不及待地与其他陆续赶来的同志交流起来，大家都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纷纷分享着自己在各地工作时的所见所闻以及遇到的问题。
在会议召开前的几天里，葛明和同志们一起参与到会议的筹备工作中。他们整理各地党组织送来的工作报告，分析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与其他党派、团体合作的可能性，为大会的讨论提供详实的数据和案例。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正式开幕。葛明怀着崇敬与期待的心情，走进了会场。会场内，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大家的神情严肃而庄重，每个人都深知此次会议肩负着决定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责任。
会议一开始，先是由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一年党组织在各地开展工作的成绩与不足，提到了在面对军阀镇压和列强压迫时，党组织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工人运动在一些地方遭遇挫折的情况。葛明认真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要点，心中思索着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接着，代表们围绕着与国民党合作的议题展开了深入且激烈的讨论。有的同志担心与国民党合作会影响共产党的独立性，毕竟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诉求；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严峻，国民党在南方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武装力量，联合起来能够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共同对抗北洋军阀。
葛明在深思熟虑后，也站起身来发言，他沉稳地说道：“同志们，我觉得咱们现在考虑的不应只是独立性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当下的革命大局。北洋军阀的势力如此强大，单靠我们共产党目前的力量去推翻他们，难度极大。国民党虽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他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南方地区，而且他们也有推翻军阀统治的意愿。如果我们能与之合作，在合作中保持我们的先进性和独立性，既能借助他们的力量壮大革命声势，又能在合作中进一步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这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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