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林渊的支持，又陆续有不少人加入了我们，大家一起写了联名的谏书，准备呈递给朝廷，希望能让成祖重新考虑迁都之事。
可这谏书还没递上去呢，麻烦事儿就来了。那日，我正在家中整理着谏书的内容，突然一群官差破门而入，为首的官差大声喝道：“陈儒，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聚众反对朝廷旨意，煽动人心，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心中一惊，却也不惧，说道：“我等只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向朝廷进谏言，何罪之有？”
那官差却不由分说，便将我押往了衙门。到了衙门大堂，那主审的官员一拍惊堂木，说道：“陈儒，你可知你犯下了大罪，公然反对迁都，还蛊惑众人，意图扰乱朝廷决策，你该当何罪？”
我据理力争道：“大人，我等皆是出于对国家、对百姓的考虑，才进谏言，这是尽忠职守，怎就成了犯罪了呢？还望大人明察呀。”
那官员冷哼一声，说道：“哼，朝廷的决策岂是你等能随意质疑的，先把他关入大牢，等候发落。”
就这样，我被关进了那阴暗潮湿的大牢里，心中满是无奈与愤恨，想着自己一片忠心，却落得如此下场，可又不甘心就此罢休。
在牢里待了几日，林渊托人来给我传信，说他正在外面想办法营救我，让我莫要着急。我心中感激，却也知道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
又过了几日，牢里来了个年轻人，自称是一位大臣的家仆，那大臣听闻了我的事儿，觉得我或许有几分道理，便想让家仆来听听我的想法，若真有可取之处，也好在朝廷里为我说说话。
我赶忙将自己反对迁都的缘由，以及对南京城和大明未来发展的担忧，一五一十地讲给那年轻人听，那年轻人听后，连连点头，说道：“陈夫子，您所言甚是，我定会将您的话转达给我家大人，只是这事儿最终如何，还得看朝廷的意思呀。”
没过多久，我竟被从大牢里放了出来，原来是那位大臣在朝上为我求情，说我虽行为有些莽撞，但也是出于一片忠心，朝廷这才暂且放了我，不过警告我不可再聚众反对迁都之事了。
我虽出了狱，可心中依旧牵挂着迁都之事，想着不能就这么算了，得另想办法才行。
这时，正巧赶上朝廷派人来南京城清查户籍、田赋等事务，为迁都做准备。我听闻后，觉得这或许是个机会，便去找到负责此事的官员，希望能通过讲述南京城的重要性以及百姓的难处，让他们向朝廷反馈，重新审视迁都之举。
那负责的官员起初对我很是不耐烦，可听我耐心地讲述了诸多实际情况后，也微微动容，说道：“陈夫子，您说的这些，我会如实上报，不过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圣上和朝廷重臣们手中呀。”
我谢过那官员后，便只能在家中焦急地等待消息，可最终等来的，却是朝廷依旧决定迁都北京的消息。我听闻后，心中满是失落，可也知道事已至此，无力回天了。
随着迁都的日子渐近，南京城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不少官员、百姓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迁往北京。我看着这熟悉的城市渐渐变得有些陌生，心中感慨万千，想着这南京城的辉煌或许就要渐渐淡去了，可又想着，无论国都在哪，只要大明能繁荣昌盛，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也算是遂了心愿吧。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都城选址以及迁移等方面的情况，且与大明1421年迁都北京我反对这一经历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都城伦敦的地位也在不断巩固与发展之中。伦敦地处泰晤士河河畔，交通便利，利于商业贸易以及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其作为都城，更多是基于历史传承以及经济发展的考量。与大明迁都北京有着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因素不同，英国注重都城的经济与交通优势，体现出不同发展需求下都城选址的差异，英国重经济交通，大明则重军事政治。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巴黎已然是其重要的中心城市，虽没有类似大明这般大规模的迁都之举，但巴黎在不断扩建与完善之中，吸纳着各地的资源与人口，其成为都城主要是因其位于法国的中心地带，便于统治全国，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和大明南京城原本有着深厚根基却依旧要迁都不同，法国更强调都城自身的发展与凝聚作用，大明则因战略等因素改变都城，反映出不同国家政治格局下都城定位的差异，法国重自身凝聚，大明则重战略布局。
在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其都城伊斯坦布尔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扼守着欧亚大陆的咽喉要道，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与商业中心，同时也是奥斯曼帝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所在。奥斯曼帝国定都于此，既考虑了对广袤领土的掌控，又兼顾了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大明迁都北京为加强北疆掌控有相似之处，但奥斯曼更注重地域连接的枢纽作用，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下都城选址的多元考量，奥斯曼重地域枢纽，大明则重北方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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