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灵隐寺能有今日的规模，除了历朝历代的皇帝对这座江南宝刹多有眷顾之外，还得感谢三个人。
第一个，南北朝的梁武帝，此人信佛如痴，天监三年，身为一国之君的他，下诏“舍道归佛”，将佛教奉为国教，随即大兴土木，建寺立塔，一时间，佛刹林立，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盛况。杭州为南朝属地，自然就出现了不少佛寺。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从之。皇帝爱佛教，便会到处见到寺院，听到梵呗钟声。当时，在杭州，就建有天真寺、净空寺、东林寺、建国寺、发心寺、孤山寺等，还有许多俗家居士，舍宅建寺，供奉香火。灵隐寺也得到了梁武帝的青睐，赐田扩建，规模粗具，香火渐盛。
；第二位，也是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吴越王钱缪。此人年轻时，初奉道教，后遇高僧法济，对他说“他日成霸吴越，当须护持佛法”，并劝他：“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以佛法为主。”他对法济禅师十分尊重，“见必跪拜，檀施丰厚，异于常数”。法济圆寂时，他亲自撰写赞词并亲执丧礼，追谥为“建初兴国大师”。临终时，钱氏又告诫他的儿子：“吾昔自径山法济示吾霸业，自此发迹，建国立功，故吾常厚顾此山焉！他日汝等无废吾志”。
于是，钱氏三代五王始终奉行“信佛顺天”之旨，使得杭州城乡，遍布寺院，寺与寺之间，梵音相闻，僧众云集。据史书记载：“吴越国时，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胜举目矣。”吴越寺庙“倍于九国”，扩建创建的寺院有史可据的就有二百余所，自此灵隐寺内摩崖石刻，佛像塑造、佛经雕刻特别丰富，寺字园林、佛塔经幢随处皆有。学佛习禅之人日渐增多，佛门禅坛的诗词文章层出不穷。灵隐寺一时成为天下礼佛的圣地。
第三位，便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曾是一介僧人，定都金陵(今南京)后，就诏今天下举荐佛门高僧，召开了”无遮大会”。灵隐寺为江南名刹，自然派了不少僧人前往参加。
洪武三年，明tai祖把灵隐寺住持见心来复召京说法，轰动朝野，四众归敬。明tai祖亲封他为”十大高僧”之一，授以金褴袈裟，并命他撰”正心”、”崇本”、”观道”、”敬贤”四箴，后因胡唯庸案牵连而被下狱杀害。
此后，朱元璋崇尚佛法，不久，就以整顿为名，对各寺庙采取种种限制的措施。灵隐寺僧十白”法难”惨剧再一次降临，便主动把宋时朝廷所赐的杭、秀(今嘉兴)两州庙田一万三千亩交还朝廷，以免灭顶之灾。灵隐寺僧的这种做法，深得明tai祖赏识，所以他把其中的部分田地赐还给灵隐寺。洪武三年，灵隐寺失火，损失较重。
洪武十七年，住持慧明重建了觉皇殿，改寺名为”灵隐禅寺”。因一时资金不足，佛殿内的佛像直到永乐元年才增塑完毕，由僧善才募施装修大佛诸天及诸供具，如今的灵隐寺早已没了梁武帝、吴王钱的风光，加上天灾**，昔日辉煌无比的灵隐寺，自然也少了几分世外超然的佛气，沾染了不少世俗之气。
如今的灵隐寺建立了”房制”，共有二十四房。”房制”就是把各院落分作私人产业，一切收支及招收僧徒等事，外人不得干预。灵隐寺住持，由各公房推选，看上去俨然成了一个部落，世俗之味浓重，而道风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各房除了公事外，还需担负修建佛堂的使命。
杭州商会能选择灵隐寺，这对灵隐寺来说，绝对是个好事，反正有那么多的禅房，随便拨弄一些，也能收取一些银两，再者，每年商会也会送上一两千的碎银，比起收取香客的香油钱，这些银子来的更加实际，更加便捷，所以对于每年的商会，灵隐寺上下显得格外的热情。
今年的商会，大小姐听从了杨峥的建议，不从各家商户手中收起了银两，径自拨弄了三千两，这样一来，比起往年的商会多了一千两，灵隐寺对彭家自然是礼遇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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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彭家也不是省油的灯，灵隐寺是江南宝刹，佛门重地，寻常来佛门求神拜佛，还愿的妇人，小姐、丫鬟不少，而这些人又都是彭家绸缎、布匹争取的对象，彭家自然不会放过，除了彭家在灵隐寺门外，以及商会上所有的东西，吃喝拉撒睡都带上彭家的标语外，便是那些小和尚，也拿着大小姐设计的彭家店铺的小册子，发送来往的香客。
所以，杨峥与大小姐到达灵隐寺的时候，偌大灵隐寺里除了佛像之外，更多的则是彭家的标语。
“办的不错啊，这一次彭家怕是有多了不少生意啊？”杨峥望着游动的人群，有感而发。
大小姐白了他一眼，道：“还不是你主意，不过还别说，挺好使，我们彭家在灵隐寺外的生意，比起寻常好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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