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一切政事皆理于公朝,为“不废务”,即便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洪武三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就连“各庙忌辰”,也照常朝参,只是改服浅淡色衣服,不鸣钟鼓。如遇大丧,皇帝则“视事于西角门”。
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一百八十四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事岂能持久?但tai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杨峥只是四品武将的官职,在武将里面,并不算大,占的位置也不显眼,眼看着金銮殿上六部九卿事无巨细一一说来,皇帝一一做出解答,看到他连连摇头,世人都说做皇帝爽,看到的不过是皇帝大权在握,后宫佳丽三千,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不知皇帝也有累的时候,尤其是明代的皇帝,自从朱元璋废丞相后,君主集相权和君权于一身,达到前所未有的君主集权巅峰,这种情况看似不错,其实累的厉害,即便是朱元璋、朱棣这等雄才大略的皇帝,也不得不在废除丞相后,设置内阁,可见做皇帝并不舒坦,偏偏那么多人想做,真不知那朱高煦若是造反成功了,当真做了皇帝,会不会后悔当年没有做一个闲散的王爷来得舒坦。
胡思乱想了一阵,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朱瞻基道:“杨大人廷推开始吧?”
“总算入正题了?”杨峥嘀咕了声,生怕旁人看出自己的懒散模样,立即做出一副认真凝听的神情。
所谓的颋推,凡朝廷遇有重大政事,或遇有文武大臣出缺,皇帝必诏令廷臣会议,以共相计议,衡量至当,然後报请皇帝,取旨定夺,其有关政事得失利弊之研商者,谓之廷议;其有关人事升补任用之拟议者,则谓之廷推。虽说是群臣推荐官员,但明初的皇帝还是有决定权的,最厉害的还可以用中旨任命高级官员,内阁有票拟权,是说阁员收到奏章或准备发出的草诏后,在面上贴一张纸,写上自己的意见呈送给皇帝,由皇帝批红正式生效,其实和唐宋中书舍人(中书省的几名中层干部)“五花判事”很类似。而各部门在收到内阁发出的文件时,就以票拟上的批红为生效的依据。按说这不是法定工作程序,但正由于明朝没有明确法定工作程序,人们自然而然就要去寻找,就找到了票拟批红这个程序。某天谁接到一份诏书,没有票拟,皇上直接批红。那对不起,这就只能算是皇上您的私人书信,不能算政府公文。其实这也有个学名:中旨。那问题的关键就来了,如果职能部门收到中旨,该怎么办?
其实明朝人有现成的例子。宋太宗在雍熙北伐中,绕开宰相直接和枢密院制定作战方案并直接指挥前线将领,便是犯了擅发中旨的忌讳,后来差点被弄得下不了台。而在绍兴北伐中,首相秦桧以朝廷名义发出撤军的诏令,宋高宗却发中旨要求诸将继续进攻。诸将均奉诏撤军,只有岳飞奉中旨继续进攻。结果大家都知道,岳飞免官下狱,甚至死在狱中。尽管众所周知此事是秦大汉奸弄权,但从法理程序上讲,他还真才是有理的一方。此事给了后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如果奉中旨不奉诏令,皇帝最多丢下脸,奉旨的人就算是民族英雄,也难逃丢官甚至丢命的下场,皇帝也保不了你。那你说,如果你接到中旨尤其是与朝廷诏令相违的中旨,该奉旨还是该封还?但大明初期皇帝一般不会动用这项权力,因为这个对于皇帝有意义,对被中旨的官员却是毫无意义,甚至有些丢人。
要说明朝的文人,那绝对是有骨气的,但凡是个大官若不经过廷推的,还真没几个会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是皇帝对自己能力的侮辱,所以综观整个大明,除了在正统年的徐有贞外,没有人接受皇帝的中旨,弄得最后皇帝也觉得这个中旨颇有几分嗟来之食的味道,久而久之,中旨就好比是聋子的耳朵,纯属摆设了,只需涉及朝廷高官,皇帝多半会按照规矩廷推。
今日首先要廷推的吏部侍郎黄宗载等十五人清理天下军伍的任命,这件事早就送到了内阁,碍于仁宗皇帝身子不适,一直压着没动,如今新皇帝登基,此事自是重中之重了,盖因当时军伍缺额严重,而各州县又多欺隐,兴州军士范济进京奏言,让朝廷早早派遣官员去查探,朱瞻基从诸多奏折中理出了这件事,决定趁着今日一起给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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