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大学士夏言也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籍宠昵,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土地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
户部尚书李敏所云:“臣等切惟帝王之治,惟在谨其法令之行而已。先王之世,信赏必罚,法若尽一,是以令出惟行,而人不敢犯。后世治不如古,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内产则妨于贵家,于是令出而有不行,去玩而不知畏。今日之事,弊之甚而害之大者,莫有如求讨庄田一事……仰惟列圣深知前弊,节降敕旨戒谕,禁革至严且切,奈何近年以来,讨求庄田章疏络绎不绝……既得陇复望蜀者比比皆然,下夺小民之利,上亏公道之赋莫甚于此。所以然者,诚以禁求讨,求讨者有时而得恩;禁投献,而投献者有时而脱罪。以是,为官者不知之足,而为其下者,全无忌惮也”。这些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早已看清楚了投献身的危害,这种风气,其实就是皇亲贵族凭恃受赐田地特权掠夺土地。恩赐不停,投献不止。赐田和优免特权的存在,是产生投献在制度上的根源。妄行投献的“奸人”则藉此攀附权势,邀功取赏。他们以贵族为“护身之符”,投充校尉、家人、庄头,“凭陵官府,苦害军民。从而肥了自己,而害了国家。
其实这种危害,从弘治皇后的后,大明历代皇帝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几乎每代也都要颁发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严厉,却没得到了实际的效果,到明末的时候,土地兼并成风,终酿成李自成等人农民起义,当然了这是后话,这里咱们且不多说,重新回到主题,陈刚没想到朱高煦出手如此阔绰,不知为何,心头有嫉妒,自己一直跟着汉王,这些年鞍前马后,可没少做事,也没见汉王如此阔绰过,这李浚不过是个御史而已,竟得到良田十倾,不免有些不是味儿。
朱高煦似看出了他的心思,道:“陈大人,你为本王鞍前马后,这份功劳本王自是知晓,待他日本王成就了大事,本王一定重重有赏,绝不比这李浚差了!”
这话儿无疑是一颗定心丸,陈刚大喜,道:“末将领命,这就把这个给李浚送去!”
朱高煦点了点头道:”你去吧?“
李家在乐安州也算是大户人家,族中人口也有四十多口人,族中弟子除了诵读诗书外,其余众人多从事务农,日子并不宽容,但也不紧吧,在乐安州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大户人家,加上家中出了李浚这号人物,所以在乐安州倒也没人小看了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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