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十七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着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所以对于瘟疫,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莫不是闻之色变。
徐朗想了想道:“高兄弟好像说过,这瘟疫在医书上记载叫一种草原鼠疫病,中医将其称为伤寒,急起寒战、高热、头痛、乏力、全身酸痛偶有恶心、呕吐、烦躁不安、皮肤淤斑、出血。发病时,皮肤常呈黑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
“世间还有这种疾病!”黄福一脸不可思议的道。
徐朗轻轻叹了声:“制造这种病的罪魁祸首,就是肆虐汉朝边庭数十年的匈奴人,为了对抗汉朝的自卫反击,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情况下,他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方法,将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边,引诱远征的汉军前来喝水。或者是将患病的牲畜,送到汉朝的边城下,这种方法,他们之前曾零星的用过,但是公元前119年汉朝规模空前的大北伐,却给匈奴人施展细菌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那些感染瘟疫的汉军凯旋后,瘟疫爆发,在他们的落脚点――定襄――迅速的传播,蔓延到全国。
彼时的中医,并没有特别好的对付伤寒的办法,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疾病,中药,望闻问切,保守疗法,统统束手无策,久经考验的医生们,只有坐视着无数人在面前喘息,痛苦的死去,而无能为力。
当时的西汉,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元气未复的躯体,又横造瘟疫的打击,自然是雪上加霜。于是,冷冰冰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山东大疫,关中大疫,河北大疫……
想不到这种一千多年前的瘟疫,既在安南之地爆发了,让人目瞪口呆。
三人看了看,黄福道:“大人,这可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机会,若能把握住,不怕占人不对我们交心啊?”
杨峥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利用瘟疫,多少让他有些怪怪的感觉,点了点头道:“不管是不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咱们都要救人!”
徐朗道:“大人所言极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治疗这种瘟疫的法子才是最要紧的?“
杨峥道:“不错,快传随军郎中前来!”
门外的将士应了声,转身便去了,不多时,一阵脚步声在门外响起,那将士在门外通报了一声,得到了答复后,便领着一个郎中走了进来。
那郎中约莫五旬上下的年纪,两鬓斑白,常年在军中奔波劳碌,使得面上多了几分沧桑之色,也不知是在军中见多了官儿,所以进来的时候,见杨峥的时候,不慌不忙的行了一礼,便站在了一旁,神色不卑不亢,到是让杨峥感到有些意外,但这会儿他也没功夫去细细询问对方,将瘟疫细细说了一遍,道:“敢为医生,这瘟疫可有治疗之法?”
郎中听得很仔细,杨峥问话并没有立即应答,而是沉吟了好一会儿才道:“回大人的话儿,这种瘟疫昔日汉朝有发生,瘟疫法子多有记载!只需翻出史书,便可应对!“
“是啊,这样的瘟疫,必然死了很多人,这样的大事,岂能没有记载呢?”杨峥暗骂了声糊涂,便着手翻阅史书了。
要说汉朝人就是有个好习惯,什么事情都记载了,比如《史记》、《汉书》之类的,可是记录了不少,三人找来了数十本史书开始翻阅,一时之间只听得签押房里一片哗啦啦之声。
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徐朗道:“找到了,找到了!”
“在哪儿,在哪儿?”杨峥大喜与黄福纷纷跑了过去。
只见徐朗手中拿了一本古籍,竟看不出名字来,上面却是清清楚楚的记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特殊武器了!
“虽说这种武器作为官方史书如《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后世史学家很多人推测,说霍去病就是中了瘟疫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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