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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远，益州清城人，振锡南游，到达交趾，然后由交趾乘舶往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又到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更往大觉寺(印度摩诃菩提寺)。僧伽跋摩，康国人，显庆年内，奉令往交趾采药。他在交州正值灾荒，每天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涕泣，时人号为常啼菩萨。昙润，洛阳人，在交趾居住年余，声望颇隆。随后他泛舶南行欲往印度，行到诃陵北渤盆国(今婆罗洲)，遇疾而终。慧命，荆州江陵人，至占波(越南中部)后，遭逢大风，不能西行，折而归唐。智弘，洛阳人，与荆州无行同往印度，至合浦登舶，漂到景(越南中部)，又回到交州，居住一夏，冬末复随舶南行，到室利佛逝国，更到狮子洲，往中印度同时和唐僧同往西域求法的越南僧人，有运期、窥冲、大乘灯。运期，交州人，与昙润同行，后为中国益州会宁的弟子，随师至诃陵国，从诃陵高僧智贤受戒。窥冲，交州人，是明远的弟子，与师同舶航行商海，到狮子洲，赴中印度。大乘灯，爱州人(越南北部)，幼随父母往杜和罗钵底国(今泰国境内)出家，后随唐使郯绪到达长安，在慈恩寺玄奘法师处受具足戒，居长安数载，阅览经，后来曾随义净往中印度。一时安南佛教在安南开始兴起，等李朝王统继起后，越南佛教进入黄金时代，是时颇受宋朝影响，或迎三藏教典，或仿宋制，以考试百姓而度为僧，并设立戒场以传授戒法，李朝第三主李圣宗甚且被形容为印度之阿育王。其后第四主李仁宗、第六主李英宗、第七主李高宗皆为崇信佛法且大力护持佛教之君王。计李朝八主凡二百一十五年，先后兴建兴天御寺、五凤星楼、胜严寺、天王寺、崇度报天寺、永隆圣福寺、真教寺等诸多名刹，然至第八主李惠宗时国势衰颓至极，帝乃退位出家，号”惠光大师”。代李朝者为陈朝，凡一百七十五年十二主，亦采保护佛教政策，惟至末期则渐有限制佛教之举，如规定僧人未满五十岁者一律参加考试，佛教在安南迅速壮大，这些年来，随着战事不断，民间佛教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而百姓更是时时处处都有佛教的印迹和色彩，各地乡村建有威严而又简朴、亲切的寺庙。乡村寺庙随时敞开大门迎来拜佛信徒。拜佛的供一般都是人们亲手种植或加工的产，如香蕉、槟榔、糯米饭、沙糕、甜饼和槟榔花甜羹等，这些到也罢了，便是在寻常的节日，如上元节、佛诞等重大节日进行放生仪式意味着爱惜生命、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百姓几乎全部出动，为这些佛祖祭拜，与这些相比，自己这个君王到是无关紧要了，若止于此倒也没什么，偏生这些百姓几乎对佛教近乎疯狂的信任，佛教信徒还于每年阴历盂兰报孝节(七月十五)进行”舍罪亡人”又称”祭祀众生”仪式。这天，人们为报孝父母、先祖而祈祷超渡，同时不忘另摆供桌为尚未超脱、无人祭祀、无依无靠的亡魂祈祷，体现博爱之心。
每逢初一、十五上寺念经祈求国泰民安，家庭和睦，众生安乐。每于其日全国各地寺庙都迎来众多男女老少信徒以虔诚之心诵经礼佛。馆使寺是首都河内规模最大的寺庙，也是越南中央佛教会的办事处，每逢初一、十五各地信徒聚集在佛台前庄严地敬奉。
在世心中有佛，去世后希望陪在佛身边。按照越南人历史悠久的祭祀先祖的惯例，子孙后代要照料先祖、祖父母和父母的坟墓，并在忌日进香供饭。然而，有些人因为考虑死后无人祭祀或者出于喜好而吩咐家属将其遗照和骨灰寄托在寺庙里，以便灵魂靠近佛，又有人看管进香，免得孤寂难熬，足见佛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君王了，不仅如此，这些佛教的兴起，使得大量的劳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而大批田产及劳动都佛寺管理，国家的财富大批流入佛寺之中，这对于黎利来说，自是不会愿意看到的，所以便动了改革佛教的心思。
只是佛教在安南影响颇大，轻易之下也不敢妄动，他一时也没什么好主意，便找来了范文巧来商量了。
要说这读人的脑子就是好用，范文巧先给他分析了安南佛教的现状，眼下的安南，僧徒滥杂，寺庙多币，蛊害百姓社会，今年年初，佛徒人数有二百万，寺院三万余所，占新朝口十五份一，佛徒侵占农田，不劳而获，又可逃避租税力役与国家与百姓都没有好处，但一来佛教在安南影响极大，不可轻易动手，好在前些年来，儒学大肆传入安南，并在读人中，迅速得到了发展，儒士阶层势力上升，僧侣集团开始推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陈朝末年，朝廷多次沙汰僧徒，并限制寺院僧侣势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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