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京察、外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规范初考察之时，并无一定之规，多是临时考察。洪武四年朱元璋命工部尚书朱守仁廉察山东莱州诸郡官吏，六年命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此为考察之始。洪武十四年定京察之法：五下听本衙门正官考察行能勤惰，四上及近侍、御史等则由皇帝自裁，考察规定凡现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省察等官皆由本衙门堂上官考察！“
这一番解释，杨峥算是听明白了，这京察用前世的话儿说，就是朝廷在考核干部，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下官员含五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虽说这个规矩一直就有，但从建文帝后，谁也没把这当一回事儿，毕竟先前都是糊弄过去，久而久之大家都成了习惯，本以为今年如往日一样，所以满朝文武百官对这事儿还不怎么上心。
可事情还是有变化的，自从朱瞻基登基后，对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器重越来越大，而三人也着实有些才学，短短五年时间，将一个大明打理得是日渐繁荣，内阁的权力也比往日大了许多，巩固了许多，俨然昔日的丞相。
三人中，以杨士奇为首做了这首辅，杨荣、杨溥辅佐，眼看京察在即，杨士奇有些借助这次京察好好整顿整顿吏治，一来给大明一个健全的吏治，二来京城的吏治也的确需要彻查，所以他与杨荣、杨溥一番商议。
两人与官场上素来以他为首，自是满口答应，如此一来，今年的京察与往年就有些不同了。
消息一出，群臣沸腾了，虽说往年的是糊弄了，可那也是上下同心才走得好，如今可好，内阁竟来了这么一手，摆明了是告诉天下百官，这一次不是糊弄，是来真格的，天下事情就怕认真二人，一听朝廷动真格的，大大小小的官儿就开始担心的，找后台的找后台，没有后台的也挤着脑袋往京城里走一走，一来探探风气，二来么必要的时候也能找找路子。
任这次京察的官儿是刚刚当上吏部尚书的郭琎，他出身太学生，为福建布政司左参议、山东布政司左参政，永乐年间升户部主事，此后晋升为吏部左侍郎。明仁宗即位后，兼詹事府少詹事。明宣宗时期，继续掌管詹事府。后因吏部尚书蹇义年老，宣宗以郭琎代替，做了这天官，因为京察的到来，一时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往吏部尚书府里钻，好给自己找个路子，在接下来的京察中能给自己留条活路，可人家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一时让众人惶惶不可终日。
有了这么一个考核官，又有内阁帮忙，往日糊弄的京察算是彻底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皇帝特意下旨，让京城百官好好配合这次的京察大计，百官纵是不愿意，也不得不配合，按照规矩，两京三十六衙门的数千名官员，四上的上自陈不职疏，诚恳的述说这六年来为官的政绩，以及这些年的操守问题，然后交给皇帝亲自裁决，四下的官儿则交给了吏部与都察院审察……。
按照杨士奇的意思，这是一次彻查的京察，所以工作要做得细致，做得让人心服口服，因此他建议在考评过程中，做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查探必须属实，确定官员是否走了后门，拉了关系，给考察的工作带来不公平的现象。另一方面，整个京察工作则交给六科廊言官负责监察，看看是否有徇私舞弊、情况不实的情况发生。
可以说这两方面做得不错，朝廷大小官员起初有些意见，待看这一番动作如此之大，如此透明，也算是做到了公正严明，反驳之声倒是越来越少，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眼看情况大好，杨士奇干脆彻底抛出了这次京察的全部内容，其一是考察对象是官员任职期间的德行和过失等，养重查处官员的不称职情况，计过而不计功。
其二，考察从官员着手，一曰贪、曰酷、曰浮躁浅陋、曰才力不及、曰老、曰病、曰罢软、曰素行不谨。可以说算是做到了两方面兼顾了。
京察的工作，从二月开始一直有条不紊的展开，结果也还算不错，按说这么下去，将是一场完美的京茶，但坏就坏在结果上。
按照规矩，吏部与都察院在确定官员贤否涉黜后，在六科的监督下，是否有徇私舞弊、触犯王法的行为，若没有结果出来后，则需要送到内阁，由内阁首辅票拟去留，或者发还重审议定是否恰当，造册奏请待皇帝裁决后，才将结果下发。
按说这只是走一趟程序，并不是什么大事，可坏就坏在杨士奇的目的上，这次京察是他一手凑成，其目的除了清除那些不符合朝廷用人要求的官员外，更大的目的在于对科道的官员上。
科道其职守为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在京受命巡视﹐在外巡按地方，监督州县，考课官吏，纠劾违法行为，整肃风纪。科道官职司风纪督察﹐谏设议政﹐事关吏治﹐故有明一代﹐对科道官的选拔﹑考核﹑迁转非常重视，杨士奇也不例外，自从他进入内阁后，越发感觉科道早已背离了当初洪武皇帝设置的目的，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反而是人人将名节看得过重，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明代言官虽有话语权，但职务很低，通过诤谏，可以增加能见度，从而快速升迁，一些中低级官员也越殂代庖，跟风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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