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隐喻的一番话儿,如眼力劲儿差了点,还以为人家在说狗呢,哪知道人家这是以狗来骂他们。
如今的言官虽说没有韩宜可,周观这样的大人物,但言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标准和条件自然有别于一般官吏。自洪武就定下了规矩,“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能成为言官,足以证明其本身才学就是大明最为优秀的官员,不仅如此,他们的政治素养、德行格、学识经验、体貌年龄等方面,有明确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入选言官者必须“身、言、、判”都具备,即必须兼具伦理道德修养,治国安民的政治才识,渊博的文化知识,善辩的口才,仕途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年富力强、体貌端厚等条件。从实际情况看,明代九成以上的言官为进士出身,还是成绩最好的,足见他们自身的本事并不小,因此曾鹤龄的这番指桑骂槐、马愉的隐喻,他们还是能看得出来,听得明白的。但有些事情,看得太明白,听得太清楚未必是件好事,就比如今日一早他们一个个气得面色铁青,大骂不止,就差没把翰林院那帮状元郎、庶吉士的祖宗问候几遍,有些气不过的言官,干脆就卷起了袖子,开始写起了文章来,放出话儿要狠狠将那帮天之骄子参上一本,好让他们知道知道怎么尊老爱幼。
哪知人家翰林院迅速做出了回应,且还是老把戏,以诗词歌赋,以典故、以隐喻骂人,双方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最狠的,也不知是谁引用了大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为反击,这诗儿就太过隐喻了,那帮可怜的言官,也不知哪儿出了毛病,竟一时没反应过来,愣是把这两句诗词当做了赞美,大感得意,最后还是那帮庶吉士亲自解说了一番,这帮言官才算是回过味儿来,那一张张的老脸登时白一阵,青一阵。
要说这隐喻也太狠了,谁都知道大诗人杜牧好手笔,语言清丽,情韵绵长,风调悠扬,在艺术上别具一格,若没有真本事,未必能体会其中含义,这两句诗词,其中的典故与南北朝时期南梁朝武帝萧衍有关,他虽然于治国上颇有建树,但是也因酷爱佛教而受到后世非议,并被冠之以“和尚皇帝”的称号。他在位后期,居然上演了几次到寺中出家的闹剧,甚至要大臣们用钱来赎,前后花费了四亿钱之多,由此朝政也渐渐荒废。杜牧生活的唐中期时代,也是佛教大发展甚至是恶性发展时期,因此杜牧本人对佛教有一种厌恶情绪,使他对以“佞佛”着称的梁武帝颇有微词,因此在这首诗里,前两句描绘了江南风光,后两句话锋一转,表明上赞叹寺庙规模宏大,实际上暗讽了萧衍盲目崇信佛教的荒唐可笑。而庶吉士用这两句来骂言官,其寓意如何,不用多说,都在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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