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到了家，拍干净了身上的雪，喝了杯暖茶暖和了身子，便进了书房，这是他每日的习惯，不管多忙，杨峥亲自编辑的《大明士林报》他是一字不落的看，有时候看到好的文章时，没少不了要多诵读几遍b>
与这份报纸，他最喜的大明学风、大明海航，前者算是开了风气，后者与下西洋大有关联，不得不看。铺平了报纸，飞快的浏览了其他的栏目，便直接翻到了大明学风这一栏，今日的文章是一直延续的流派——关学。
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着述较少。三吕的主要着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着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建元之后，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娼九儒十丐”是也。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个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的努力，终于使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在明初形成了一股风气，其发展不仅呈现出多元、变异的特色，而且形成了严格的学派。俨然有取缔朱熹理学的势头，只是那恰好大明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理学家，与明ai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其后，解缙等人对明成祖朱棣的讲筵、入对，更是君臣唱和。遂于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作为治国齐家的统一法理和准则。程朱理学遂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关学这股风气没能延续多久，大概宗薛，而王氏之三原学派又属其别派，其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重在自得，不尚空谈，并注重气节。今日这篇文章就此等风气加以阐述，文章认为古之学者皆以言行为学，故无求饱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之，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将学与行紧密结合为一体。在自然观方面，该文章倾向于有神论、泛神论，谓”鬼神之谓德”能生长万物，福善祸淫，其感无以复加。鬼神视而弗见，听而弗闻，无形无声，但其以物为体，无物不有，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木主为鬼神之所栖。鬼神有感必应，故使人敬畏而致祭祀。但他又指出，所谓对鬼神祭之”如在”，”言非实有也”，其言前后矛盾。关于心性问题，该文章认为，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性即天理之流行，因而性是善的，顺理而善者为性之本，不顺理而恶者非性之本。他不同意”已然之迹便是性”的说法，认为已然之迹已经有善有恶，故不能称为性。该文章言心性，似乎排除了”气质之性”，而将其归结为纯善的天理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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