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建立之初，朝廷为了控制西蕃少数民族地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交换西蕃地区的马匹，把这个茶叶作为战略物资，严禁私自出口，因为控制了茶叶，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它对你有需要，而且你把这个茶叶送给它以后，还可以得到马匹样对国家是几方面都有好处，因此就规定--禁止茶叶私自出关。驸马欧阳伦仗着自己是皇亲，让他的手下走私茶叶，这此人在地方上动用官府车辆，擅自闯关，不纳税，不服管，而且是任意捶楚把关的官员。地方守关的人不堪忍受向ai祖爷来报告，ai祖爷得到这个情况以后，非常气愤，不但处死了周保一干人等，连欧阳伦也一并处死，重奖了巡检司官吏。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而安庆公主是马皇后亲生、ai祖爷十分宠爱的女儿。ai祖爷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守寡也不放过贪官污吏，其力不可谓不大！“说到这儿，朱瞻基稍作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了窗外，雪花飞舞，大地已是雪白一片，这雪花仍没有停下的意思，想起江南百姓的凄惨，忍不住心头叹了声，继续道：“据朕所知，当时还有一个叫郑士元的官儿，他是湖广按察使佥事，也牵连到空印案里来，他的弟弟郑士利就写了一封奏章给郑士元鸣冤，他说朱元璋现在处理的这个空印，实际上没有了解这空印的具体情况，他说现在所惩罚的空印都是半印，这个半印是无法做其他使用的，不能够为奸，而且使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说这个不能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说如果要说不能用空印，要事先做出规定来说空印不能使用，在还没有规定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全处罚了，不公平啊。但是朱元璋说，不行。于是连这个郑士利一起处罚，被流放。
洪武九年“空印狱起，官吏下狱者数百人”。
对于空印案所产生的一连串逮捕行动，郑士利在上疏文中主要有以下几点申辩：第一，官方文书的效力产生在于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章，是无法随意挪做贪赃枉法之用的。第二，所有申报的钱粮确切数目必须要从县、府、省一直到户部，层层往上确认符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确切的数字，如果“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就一定得重新造册，也势必会耽误时间，故“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刻意欺君瞒上之事。第三，在空印案发生之前一直没有明确立法禁止，而今诛杀这些官员并没有法律依据。第四，官员是需要数十年才得以培养造就的人才，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
然而郑士利的上疏并没有让ai祖爷打消诛杀官员的念头，反而激怒了他，ai祖爷还是“竟杀空印者”，无一悻免。主印官员被杀者数十人。单从此事，ai祖爷其肃贪之心，昭然若揭，这些官儿做了数十年的官儿，难道就看不出ai祖的决心么，朕以为他们不是看不出，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洪武十年，ai祖爷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盗官粮，于是下旨查办。洪武十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外，还私分了淅西的秋粮，并且巧立名目，征收了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朱元璋令审刑司拷讯，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总计一共损失精粮两千四百万担，“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史称郭桓案。朱元璋在《大诰》感叹说：“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麽过分的，实在是不多！”ai祖的手段如何，单凭洪武年的三大震动天地的大案，朕不用多说，杨爱卿也知道，可这一番肃贪结果如何，天下的官儿该贪的还是贪，该是坏的还是使坏，法再严，心意再决，奈何朝杀而夕犯，光靠杀是杀不完的。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可见这天下的贪官靠杀是杀不完的？得用法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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