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多说了,魏国公这棵大树我们沈家靠定了?”沈老爷子板着脸道。
妇人长叹了声,似有些无奈,好一会儿才轻声道:“你看看韩国公吧,他的功勋不比魏国公差吧,咱大明建立的时候,皇上对其大肆封赏,让其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定官制、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事无巨细,都由善长与儒臣谋议而行。其依赖不可谓不重,洪武三年,因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共六人,而善长位居第一。授封制词中将他比之萧何,褒称甚至。其功勋比起魏国公之高不低,天下第一的官儿,免死金牌,还是开国的功勋,可结果是怎样的呢,只因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推荐了一个不该推荐的人,皇帝以胡党获罪,谓其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皇帝亲下手诏条列其罪,传着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世人都说韩国公谋反才获得如此大罪,妾身是个妇道人家,本不知这些大人物的是是非非,可沈家靠上了魏国公,妾身不得不有所谨慎,那韩国公若是真造反,何必说那句话,再说了后来,虞部郎中王国用上奏:“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生入死打天下,勋臣位列第一,生前封公,死后封王,儿娶公主,亲戚拜官,他作为人臣,名份已经到了极点。即使他想自图不轨,尚且未曾可知,而今说他想帮助胡惟庸谋反,则是极为荒谬,大错特错了。人们疼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定胜于兄弟之子,已经安享万全之富贵的人,一定不会去想侥幸获得万一之富贵,这是人之常情。李善长与胡惟庸,仍然只是儿女亲戚,而对于陛下则像对子女一样的亲近。假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也不过是位列勋臣第一而已,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娶公主、纳王妃而已,难道还会胜于今日吗?而且李善长难道不明白天下是不能侥幸取得的吗?元朝末年,欲取天下者无限,却都莫不为此粉身碎骨,覆宗绝祀,能保全自己脑袋的有几个人呢?李善长自己也亲眼所见,为什么还要在衰倦之年去重蹈覆辙呢?凡是去这么做的必然有深仇大恨促使着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父子之间可能会相互扶持以求逃脱灾祸。而现在李善长之子李祺与陛下有骨肉之亲,没有丝毫芥蒂,他何苦突然这么去做呢?这位郎中大人是个明白人,韩国公已位极人臣,造反也不过是做个韩国公而已,断然不会不顾儿孙、兄弟、亲朋好友去做谋反的大事,所谓的谋反,不过是皇帝想要杀了韩国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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