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二十五年兼贡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各二匹及镔铁刀剑、甲胄诸物。”因帖木儿的态度不错，语气对洪武帝十分推崇，使得朱元璋对这个蒙古的外人很有好感，亲自派人送去了慰问品。
面对大明的示好，帖木儿也显得十分高兴，又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外交信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福，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
可怜的是朱元璋根本不了解帖木儿帝国的真实情况，被这封近乎无耻的阿佞颂扬文章深深打动，“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其贡马，一岁再至，以千计，并赐宾钞偿之。”实际上，帖木儿帝国与明帝国的版图和国力相差无几，朱元璋也没有经营中亚的计划，帖木儿主动称臣纳贡，年年派使者来华，目的一是刺探明帝国的情报，二是做生意：“盖番人善贾，贪中华互市，既入境，则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虽定五年一贡，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难也。”几次的肉麻书信，让帖木儿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加上经过他几年的努力，其帖木儿帝国的版图，差不多比肩大明了，庞大的帝国，让帖木儿内心开始膨胀了，开始着手进攻大明了，但就在此时，传来他的孙子皮尔#8226；穆罕默德在印度河战败的消息，于是“印度圣战”提前上演；继而又连续爆发了与奥斯曼土耳其和埃及的军事冲突，“中国圣战”的议事日程因而一拖再拖。
在伊朗，帖木儿听说了朱元璋死亡，朱允炆继位的消息。一年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朱允炆派耿炳文、李景隆等将军去讨伐。在帖木儿看来，朱棣仅占有北京一隅以对抗全中国，本来不应该有什么胜利的希望，但战争却久拖不决，充分暴露出朱允炆及其将军们在军事上的软弱无能，当然这与朱元璋晚年大肆屠杀功臣宿将有关。在致巴耶西德的信中，帖木儿表示了他恢复成吉思汗帝国全部疆土的野心。几乎与安卡拉会战同日，朱棣的叛军攻破明首都南京，朱允炆失踪。消息传到小亚细亚，帖木儿立即决定放过手下败将土耳其和埃及，回师中亚，去准备他的中国远征。只有征服蒙古和中国，他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全蒙古的大汗。
中国的情况和此前的伊朗、埃及较为类似，帖木儿对应付这类局面很有心得。朱棣对政敌的残酷迫害已令他在全中国的精英群体中丧尽人心，中国西部大量的穆斯林和蒙古人都是帖木儿潜在的盟友，传说中失踪的朱允炆更可以成为一张“存亡续绝”的王牌……关键是要做好备战工作。
经过了十几年的准备，帖木儿对新疆和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地形、兵力部署已经了如指掌，并且有了一张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按照他自己挑选的线路，他的骑兵从于阗到北京需要走一百六十一天。在突厥斯坦和甘肃、陕西行军，最大的挑战是水源匮乏。军用地图上面标有所有重要的水源，但它们依然难以供应他的大军。因此帖木儿决定：自己先率二十万精兵东征，并留一部分士兵沿路屯田，此后从中亚逐年调援兵。兵力不是问题，他的印度之战动用了八十万军队，俄罗斯之战三十万，土耳其之战超过五十万。何况“元时回回遍天下”，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四川等地的穆斯林和蒙古人也都是潜在的兵源。
为了防止远征计划的机密泄漏，永乐二年冬天，所有外国人都被勒令离开撒马尔罕，其中也包括克拉维约大使。虽然如此，但通过分析帖木儿此前的一些言行，我们还是可以猜测出他的大致进军计划：若初期的外交、间谍和军事行动都不顺利，就实行缓策，夺取蒙古斯坦，等待援军，再图攻明；中策，占领蒙古斯坦，直入河西走廊，夺取关中地区，先巩固陕甘宁，再等援军，徐图中原；急策，若北元和蒙古斯坦积极配合，明军又不堪一击，就沿黄河长驱东进，截断大运河，与北元围攻北京城。黄河流域已定，再图江淮，因为那里河流纵横，不适合他的重骑兵运动。要找个明朝的年轻人，最好是皇族，宣传他是出逃的朱允炆，立他为中国皇帝，以与朱棣对抗。此外，还要积极策反明军中的蒙古族、回族、读书人这三种人，这些人性子急躁，最认死理，朱棣夺了侄儿的江山，最不能为他们接受，况且大明延续了宋朝重视读书人的恶习，这些人读书是把好手，保卫国家未必比得过武将。对于这个帖木儿有足够的自信，在他看来，大明虽然努力学习唐朝制度，但依然继承了很多宋朝弊政，军队内重外轻就是一大问题。朱元璋时，“京军三大营，一曰五军，一曰三千，一曰神机……洪武四年，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成祖增京卫为七十二。又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亦谓之五军。”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因言：“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可见明朝开国时，京军三大营总兵力有七八十万，洪武四年裁减至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永乐初年又扩编到三十八万有奇。洪武二十六年，把全国划分为十七个“都指挥使司”：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云南、贵州、大宁、万全都司，以及后改设的北平行都司、陕西行都司、福建行都司、山西行都司、中都留守司等。一旦他的大军攻入大明，能够有效的抵抗的只有只有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满打满算也不过十五万人而已，而他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足够应付这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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