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官皆出府中,不问其能,官位私授,实为祸国之始也!”
或许这就是光绪十八年后,“九督议政”以来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从那一天,地方总督终于撕破了最后一丝伪装,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从朝廷手中夺得权力。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基础,各个总督无一例外的都借口整顿吏治,对官场进行了梳理,将幕僚、亲信委派于地方,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如此一来,推举官员势成必然,至于那千年的科举制度自然也就是不废而废——纵是考上了状元,又能如何?于京中作个翰林?
在某些忠臣义子的眼中,这自然是祸国之始。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权由地方直接导致中枢的权威尽丧,尤其是对京官的影响更大,失去了地方的炭敬、冰敬,这京官的日子过的更加清苦起来,而在家人的信中,乡人对他们也没有往日那般抬举,因为他们失去了对地方官员的制衡之能。
如此一来,自视忠臣的京官们,自然会将这“举官制”视为祸国之行,于朝廷甚至报纸上大加指责。
可无论如何,总督们是绝不会放开官员任免之权。也正因如此,不知多少人,之所以于府中行走,为的就是一纸公文下的鱼跃龙门,有时候这比科举要难,科举只需要读好书就行了,而这仅只靠读书是不行的,因为这没有标准。
而有时候,这却也很容易,只需要得到一位大人物的赏识,那一纸公文就会填上大名,完成由民到官的锐变。甚至不少那些自许忠臣的京官,如果意外的接到一封来自地方上的信。其即会挂冠而去,往地方任职,再不提什么“祸国之始”。人总是现实的。恰如同这终日于总督府内外行走着的人们一般,他们为的就是那一官之位。
一大早。总督衙门的公文便下了下来。这公文显然是早就印好的,甚至只填写了名字,时间,然后授印,这便是委任状,这一纸委任状,便是官身的象征。但是官与民的区别,是荣华富贵的象征!
对于这种委任状。唐小虎并不陌生,实际上,早在去年的时候,他就曾拿过一张委任状,不过那时签署委任状的是东三省总督府民政部。而这一份委任状,却是由的直隶总督发出的,任的也是直隶的官。
直隶的官与东北的官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之处,恐怕就是没有苛刻的权责制衡,甚至没有监督,这官意味着的不是责任。而是荣华富贵。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会捞的,又岂只是十万?
拿着这纸委任状。唐小虎的心潮起伏,竞然半点激动都没有。看着状上的职务,他的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个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去年被勒令辞退,申诉失败沉沦数月后,他来到了关内,凭借着当年在仁川时与二公子的一面之缘,得到了现下的这个位置。可以说凭得是裙带关系,可无论如何自己现在切实地踏进了这个官场。这个官场,将给自已怎样的一片天地?未来的某一处。会有怎样的陷阱在等着自已?
几千年来,大家都明白学而优则仕。说到底,就是一心只想当官。可真正当了官才知道,一脚踏进去的,恐怕就不是什么好地方。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正身不由己的,应该是官场才对。
这官场,究竟是什么?
为何会令府中不惜通过悉数清除的方式,也要与其划清界限。甚至通过苛细繁杂的章程来约束官员,以避免满清官场的习气影响到东北的官员?
好了,曾经的不解,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得到答案,从现在开始,自己就直隶土地林野调查局坐办了,这显然是一个要差,同样也是一个肥差。
土地林野调查对于曾任地方民政官的唐小虎来说,他并不陌生,土地林野调查是总督东北后实施的第一项工作,其一方面是为了明确土地所有权关系,清理隐田,使纳税义务得以落实,
另一方面。通过大片土地与山林的国有化,总督府获得了数以亿万的田地,从而为接下来的发展铺平的道路。
作为地方事务官,他曾与二公子,甚至李中堂一同谈过此事,为其计算过,府中得以地利的多少,那天文数字般的地利,只惊得李中堂半晌说不出话来,东北之富,只是未尽全显,东北之强,亦是如此,而凭的就是那地利。
但直隶显然无法同东北相比,不过其虽说没有无尽的荒地供当局征用,但当局却可以通过林野调查,清理出民间隐田,并进一步提高税收,对于北洋衙门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这份差事,真的那么好干吗?
借以西式测量法清理出民间隐田,看似简单,只须要带着洋技师,把地量上一量,确立一下土地源属即可,但实际上,其间却涉及到及太多人的利益,大家为何隐田?不正是为了少交一份皇粮,少纳一份捐纳吗?
但凡是能隐田于民的又有几家于地方上没有些许势力?甚至就是这北洋衙门里,随便拉出一位,其家里又怎可能没有千百亩田地,他们又岂会乐意让人查出实质的地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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