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根本没有人在意他有没有小妾。
李申之也觉得自己应该把想法与张浚说一说。
随着理想中的规划逐步实现，李申之感觉对大局的掌控有些力不从心。
凭他一个人肯定无法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政治制度。
既然是要改造宋朝，那就必须有宋朝的人参与进来才行。
李申之说道：“好叫张相公知道，下官以为内儒外法之术，完全能够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法无禁令皆可行，只需要定好具体的法令，法令之外是百姓的自由。而如何制定法令，则依据圣人之言结合时局而定。时局变了，法令同样需要跟着改变。”
“正是如此。”张浚点头称是，转而问道：“可是申之为何又要摇头叹息呢？可是此法有何不妥之处？”
李申之说道：“可是怎样才能保证内儒外法之术可以顺利实施呢？”
理论与技术的难题。
提出一项美好的理论，必须还要有能实现这项理论的技术才行。
没有技术，所有的理论都是空的，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
正如之前李申之曾探讨过的：空喊人人平等容易，但是要怎样实现人人平等呢？
老百姓常说一句话：上层的意思是好的，但是底下的人把经给念歪了。
这就是理论与技术产生偏差的经典案例。
李申之作为一个高层的人，作为一个设计制度的人，不能因为“底下的人把经给念歪了”就把锅甩给底下的人，而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就要保证，任何人都不可能把经给念歪了。
这便需要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充分地把人性的恶给考虑进去，主要是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性，人也不例外。当有机会的时候，人总是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即便这样会损害别人亦或是集体的利益，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性。
这样一来，人性到底本恶还是本善，就变得好理解了。
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支持人性本善的是儒家的孟子，支持人性本恶的是法家的荀子。
他们观点虽然是善与恶的对立，其实本质上却是统一的。
人性是复杂的，有善，也有恶。儒家站在教化的角度，看到的是善的那一面；法家站在规范的角度，看到的是恶的那一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看不到人性的恶，亦或是法家看不到人性的善。
只是他们想要实现自己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着重关注的点不同罢了。
儒家通过放大人性的善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法家则是通过抑制人性的恶实现同样的结果。
李申之与张浚一番讨论，说道：“最好的办法，是设定儒与法的边界。”
张浚头一次听说“边界”这个词，不是很理解。
李申之解释道：“州县以下，所有事由必须遵循法度。州县以上，有法依法，无法依儒。”
张浚问道：“那若是县里遇到无法可依的事情呢？”
李申之说道：“县里解决不了，报到州里。州里解决不了，报到朝廷，再由朝廷里的相公们商讨出个章程，传示各州县尊为循例。”
法条与判例的融合，为现代社会主流的法治思想，被李申之提前一千年搬了出来。
张浚在案前左右踱步，口中念念有词，沉吟片刻之后赞不绝口：“妙啊，妙啊！这样一来大家各司其职，凡事不可逾越，再不会发生胡乱判案之弊。”
忽然看到李申之依然沉着脸，张浚问道：“申之还有什么疑惑吗？”
李申之眉头不展，反问道：“这样的制度虽好，该如何保证其实施呢？”
监督制度自古便是难题，甚至是一道无解之题。
历朝历代设计的制度里面，都有朝廷的监督机构存在，但这些监督机构到了最后无不成为了最大的贪污机构。
直到现代自媒体发达之后，才对各种腐败现象形成了真正的高压态势，却依然无法根除贪污。
李申之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超越人类的智慧，能够通过制度设计消除贪污腐败现行，更不觉得自己能在短时间内造出手机搞出互联网，培育出数量可观的自媒体。
所以他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尽量保证施政纲领的前提下，与腐败现象共存。
在治理腐败方面，不得不说宋人的御史台谏制度同样站在了封建历史的最巅峰。
从宋之后的金元明清不停地走下坡路，以至于到了清朝时，和珅发表了一通“养贪官”的混账言论，都能被人奉为圭臬。
而宋朝的御史台谏制度也不是没有缺点。宋朝的御史们代表的是皇帝的利益，代表的是文人的良心，而不是代表着百姓的利益。
这不是关键点，以后可以慢慢修整。
当此之时解决监督的最好办法，是由张浚这帮有良知的士大夫们，在御史台谏制度上进行改进。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张浚和李申之都长出了一口气，只觉得搬开了心中的块垒，感觉无比的舒畅，就连金人带来的压力都变得小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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