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回顾圣唐皇朝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时，往往都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同一时期的几支主力军，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些非常明显的差距。
这个差距，主要是体现在装备条件和战斗能力上。
单从兵力数量方面讲，无论是帝君的直属部队，还是南军或西军，至少在圣唐历828年初的时候，相差的并不太多。
李炳麾下的辽东都护府、阴山都督府以及河北道不断征召补充的府兵，总兵力约在三十五万上下。
以南部州府为主的荆襄大军，也就是南军，兵力保持在四十五万左右。
被称为“西军”的镇疆军，在第九军团加入后，数量达到了三十八万。
然而，兵力上接近，并不代表实力上没有距离。
简单言之，西军最强、北军次之，南军人最多，但是实力却反而最弱。
南军主要的兵种是步兵，尤其是轻步兵，在军中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这也难怪，毕竟圣唐南方多为丘陵山地，水系也纵横发达，骑兵和重步兵在那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供发挥的空间，属于一种不太必要的存在。
李炳的直属军团，或者称为北军，则是步骑混合的状态。一方面，那些长期戍守边疆、抗击草原异族的边军，需要以骑战对骑战，所以无论是辽东都护府还是阴山都督府，都拥有着数量可观、质量也不错的骑兵部队。而河北道府兵，以及中原、齐鲁等地的军队，受到农耕文明影响，更多的还是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
反观李江遥的镇疆军，在步骑混编军团的基础上，还特意组建了纯粹的重装骑兵军团和重甲步兵军团，其专业程度，远胜北军和南军。
不仅如此，镇疆军的盔甲、兵器、战马、器械等等，也都比友军的质量要好很多。
兵种的升级，加上精良的武器装备，使西军的综合战力水平明显更高一筹。
而这一点，同样得到了敌人的印证。
突厥大汗阿史那支斤和圣殿亲王罗尼亚都一致认为，在圣唐各路兵马之中，数镇疆军最难对付。
人们不禁要问，李江遥麾下的西军，为什么能够拥有更好的条件？而掌握着北方大片疆域的圣唐帝君，却没办法在短期内提升北军和南军的实力？
答案只有一个，经济。
从严格意义上说，西疆其实是远不如圣唐富庶的。
圣唐皇朝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物产更是极为丰富。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手工业，其发达程度都大幅领先西疆。可是即便如此，828年前后的圣唐朝廷，经济条件却比西疆差了许多。
造成这种反差状况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
其一，圣唐与西疆的经济结构完全不同。
圣唐重农，西疆重商。作为丝路商道的枢纽，西疆鬼漠数百年来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商业体系，并利用东西大陆的贸易中转，赚取了大量的利益。
随着乱局的逐步平息，镇疆军府通过波斯巨商艾麦尼重新恢复西疆与西大陆的商贸联系，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活力。
与之相反，圣唐的经济基础主要依托土地和人口。当土地被侵略军占领破坏，大量的劳动力因为躲避战火而逃亡，农业体系便遭到了根本性的摧残，元气大伤。
其二，圣唐与西疆的政治基础也影响了经济。
圣唐一向都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皇朝。在正常的情况下，发达的行政体系能确保整个帝国顺畅运转，比西疆更具治理优势。
然而，某些时候，优势也会变成劣势。完整的大一统状态固然十分高效，可一旦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原有的政治体系不仅无法发挥作用，反倒会变成皇朝运转的拖累。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圣唐境内分崩离析，北方有李炳，两淮有李炝，江南有劳剑华，朝廷官署则偏处西南。
政出多门、天下纷乱，与政权紧密相连的财税权，根本就没办法支撑军政所需。
反观西疆鬼漠，数量众多的藩国虽然各自为政，但他们一向就是如此，完全能够根据自身的特点灵活发展，更容易从战乱中恢复过来。
而镇疆军府居中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又起到了中枢朝廷的作用，可以帮助各个藩国取长补短、快速发展。
其三，圣唐和西疆的首脑，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帝君李炳虽然有过监国辅政的经历，但他的思维意识，远远比不上李江遥。
当李炳还在琢磨着如何巩固君权、如何与朝廷和军阀博弈的时候，李江遥早已经开始思考休养生息、恢复民力的问题了。
人们常说，一个领袖在考虑什么，他的臣属就会考虑什么。
李炳麾下的文武官员，和他们的帝君一样，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权力平衡之上，很少有人去顾忌朝堂和战争之外的事情。而镇疆军的头头儿们，甚至包括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徐友长、杜建等人，开口闭口也都少不了复苏经济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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