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意?”
司马昭也跟着叹息,“我亦没有什么头绪,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说到这里,他又看了一眼夏侯玄,“若是我能有办法,洛阳又何至于此?”
饶是夏侯玄修身养性过人一等,此时听到司马昭的话,仍忍不住地嘴角一抽。
岂是人言哉?
你就是来一句“誓与洛阳共存亡”也好啊!
换成平日,夏侯玄听到这种话,说不得就要起身直接拂袖走人了。
只是此时,他不得不违心地继续坐在这里,以拖延时间。
强行平静一下心情,但见夏侯玄正色道:
“子上何能出此言!如今洛阳危急,人心不稳,若是你这个话被传了出去,军中将士与城中士吏,又会作何感想?”
司马昭闻言,似乎这才反应过来,脸上出现一抹羞愧和感激:
“泰初说的是,是我疏忽了。”
“吾虽未曾领兵,但也知道胸有惊雷而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夏侯玄缓缓道,“圣人亦有人者五情,然却能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而能化万物为己用,教万民而从命。”
“吾等有志于功业,须得胸藏溟渊,岂能轻露声色?”
司马昭脸色肃然,拱手道:
“泰初所言极是,我心性修养不足,确实应当多加砥砺才是。”
然后他又虚心请教道:
“我知泰初深得玄学之要,能雷霆震于眼前而神色不变,心中仰慕久矣,不知泰初何以教我?”
夏侯玄等的,可不就是这一句?
“欲得玄学之要,《老子》、《庄子》、《周易》不可不精研,正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远之学,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
它的兴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因素。
孝武皇帝独尊儒术以来,士人以研学经学为正统。
而经学,讲究的是“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经学的盛行,导致了士人治国家、平天下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
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心态,前汉的官吏与将士,有着超越时代的家国情怀。
但到了后汉中后期,政治变得极度腐败。
特别党锢之祸发生后,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试图维护儒家道统,恢复他们心目中的朝纲。
然而得到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打压,上书的大儒士人,甚至被逼迫而死。
朝廷的态度与做法,对士人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和挫伤。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士人渐渐地对后汉离心离德。
偏偏这个时候,豪强地主又正好完成了向世家大族的转变。
于是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家国情怀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贵生、避世”的思维——人间不值得,我只为自己而活。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后汉墙倒众人推,除了世家大族天生的自私本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后汉自己作死的成份。
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在政治上被你虐千百遍的士人集团,能一直待你如初恋。
再后来,乱世来临,更是让士人加剧了逃避现实的心理。
可以说,玄学的兴起,给予了乱世中的士人一定的心灵寄托。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精神世界。
这些日子以来,洛阳内外交困,让司马昭面临巨大精神压力。
正所谓痛苦的一旦有人分担,痛苦就减少了一半。
玄学领袖夏侯玄的到来,谈起玄学,让司马昭顿觉得有一种久旱逢甘霖之感。
主客双方谈兴大起,直抒胸臆。
司马昭只觉得这些日子以来积累的压力一下子消除个大半,心里大是畅快。
直至华灯初上,夏侯玄起身告辞,司马昭仍是有些恋恋不舍:
“我这些日子以来,颇是劳累困倦,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般轻松过了。泰初今晚何不留下来,与我促膝长谈?”
夏侯玄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唯恐有人误会,子上盛意,只能却之了。”
误会?
司马昭一愣,然后很快就想起了司马氏与夏侯氏各自的立场。
若是泰初留宿与自己彻夜长谈,明日消息一传出去,不知会让有心人产生多少联想。
在某个一刹那间,司马昭甚至动了强留夏侯玄的心思。
若是能让夏侯泰初为司马氏效力,那该多好!
只是最终他只能长长地叹息一声。
“泰初下次过来,记得提前派人说一声,昭必定扫榻以待!”
夏侯玄深深地看了一眼司马昭,点了点头:“下次一定。”
“外面已是过了禁宵时间,泰初稍等,我这就派人护送你回去。”
“有劳了。”
司马昭亲自把夏侯玄送出府外,并且叮嘱下人一定要把人送到,这才转身回府。
夏侯玄来访的消息,自然是瞒不过司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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