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铸商人会把好钱回收融化改铸私钱。
而如果朝廷铸的钱,用料太足,本身价值超过币值,那就会出现不法商人把铜钱融化去铸铜器获利的事情。
如何寻找一个平衡,就显得十分难得。
所以历朝不断的发行新铜钱,其成色用料配比都是不同的,就是为了在中间寻找一个平衡,比如大明以白银充当本位,朝廷就得根据市价,不断的调整铜钱的比例,以此来达到一个相对的兑换比例。
比如现在崇祯通宝太不值银子,那就得加大他的用铜料,甚至提升重量等,以此让铜钱增值涨价,最终达到想要的比例,比如说一两银子一千钱。
但现在大明崩成这样,谁还顾的上这货币的事。
朝廷干脆自己也不待见铜钱,征税等都用银子,偶尔也印些宝钞来坑人,但宝钞这种东西早没信用了,拿来发军饷抵官俸,不过是让人恨牙痒痒而已。
铸钱币本来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的,管理得当,这里面就是一笔财收。而如果朝廷稳定,有良好的信用,甚至可以发行钞票,用少量准备金发行更多的钞票,这里面利益更大。
可惜大明的皇帝们目光短浅,宝钞在洪武年间就玩的不值钱了,更别说其它。连铜钱都让他们玩崩了,白白损失了好大一笔铸币税。
朱以海瞧着那些洋银,又要来了不少铜钱,有嘉靖钱,有万历钱,也有轻薄易碎的崇祯钱,更有不少仿制私铸钱。
货币混乱,既影响工商民生,还白白损失了大笔财政收入,不由的心疼起来。
“虞卿,现在朝廷有没有能力铸造新铜钱?”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皇帝铸一个年号钱,也实属正常操作,虞大复倒没多想,“当然可以,不过如今战乱,铜料紧缺,工人也流失的多,铸钱不易,而且成本高,私铸又多,几无利润,甚至得亏钱。”
朱以海点了点头。
回去后,他便仔细思考起货币的这件事来,大明到现在早离不开银子了,白银本位不可改变,但现在的这套币制确实太过混乱。
他想重新整理货币体系,最好是白银铜钱一起搞,搞好了既有助工商和民生,还能从中得到丰厚铸币税,岂不好?
他首先想到的,是仿银洋铸银币,规定面额币值,按面额交易,而不是再要复杂的鉴定成色升降水称量甚至剪切使用。
如果能够流通银币,铸银币就跟铸铜钱一样,这里面是可以调整成色、面值,是有利可图的。
只要不一上来就搞的太夸张过份,那么应当是能得到接受的。
本来现在民间也有一些商人开始使用自制银饼,制造精良,有独家防伪等印记,每个价值纹银五钱,方便交易,不用再剪碎称量验色等,主要是内部流通。
朱以海如果直接按洋人的银洋那样制造,比如一枚面值一两纹银,重一两,但实际可以再添些铜等,比如跟袁大头一样含银八八七,铜一一三,使的银元更坚固耐磨损等,又能恰当的留些铸币之利。
规定银元的价值就是十足纹银一两,这样银元实际成色就是降水二四,与宝银升水二四恰相反,是降水二四,即一百两银元实际含银九五两二,五十两则实际折纹银四十七两六。
这银元一百两里少四两八,在实际使用时不降水,就是规定他虽含银折纹银才九十五两二,但他就当纹银一百两用,这四两八,就是包括铜料、工钱等在内的铸银币毛利,
肯定有不少利。
只要朱以海宣布银元可以无限兑换纹银,那么他的信用是能起来的,只要大家接受了,流通大了,这利润也就到手了。
然后根据这大明银元为本位锚定,拟定新铜钱的材料、成份,比如大明之前的铜钱有用黄铜,也有用红铜的,然后加铅。
铸出黄铜钱和红铜钱。
但是后来历史上鞑子就增加了锡在里面,让黄铜钱变成了青铜钱,这种铜铅锡合铸的钱,如果再融化后,是造不成铜器的,这避免铜钱被毁坏铸器。
按材料成本,适当的调整铜铅锡成色,最后再算好人工等成本,再留下一定的铸币利润,那么理论上完全可以做到一千文铜钱兑一两银子的。
从五千五百钱兑一两银子,或嘉靖金背铜钱两千四百文兑换一两,变成一千钱兑一两银子,新铜钱肯定得用料更足,钱更值钱,就可能引来大量私铸,就算加入锡防毁坏铸器,但私铸会是个问题。
当然,只要把这里面的利润空间留到恰到好处,再加大打击力度,也还是能达到一个不错的平衡的。
比起那种强行铸造大钱,铸什么当百、当五十等钱的直接抢劫来的更好。
朱以海想铸造新货币,既想从中赚一笔,更还想要稳定货币体系,稳定统治区内的稳定。
当然,也可以自己做假,造些粗劣的私铸钱到鞑子占领区去流通,搞乱他们的市场。
铸造银币的技术方面其实没半点问题,银币再怎么样也比铜钱更好铸,哪怕把银币增加币值,比如一两的外,再增加五钱、二钱、一钱的,但最低的一钱银面额的,那也起码相当一百个铜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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