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不端是个比政治还普遍的问题。将科研经费用于日常开支,已经属于潜规则的一种了,而且不像是政治,管理和监督学术开支的机构极少。
院士邹承鲁曾经列举了一位学术界人士,说这位先生在30年间发表了1500篇论文,平均每周一篇,其人就是什么事也不干,专门抄论文,也来不及,真令人不可思议。
外国人也不会更有道德,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对英国1986年至2005年间进行的21项学术不端行为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有七分之一的研究员知道同事有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比如伪造科研成果,大约46%的科学家报告说,自己某些同事在学术研究中的行为“值得质疑”,比如“有选择性地”报告研究数据、迫于研究资助方的压力修改研究结论等。
日本的美女研究员更是出名,制造假数据和图像的论文险些去评选诺贝尔奖,是个想骗学术经费,又不慎遍过头的例子。
当然,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管理的就更松了。亩产万斤的卫星故事还没有过去多久呢,为了“科学进步”,为了节省时间和研究经费,研究员迫于政治人物的压力伪造科学结果也是常见的情景。
不过,皇帝的新衣没有拆穿的时候是新衣,拆穿了就是丑闻了,亩产万斤和学术不端皆是如此。
杨锐也不确定李鑫是否会真的学术作弊,但是,轻工业相关的论文也是很难的,会有很多的计算,很多的物理和化学,比写寒假作业的任务量要多的多,而且毫不客气的说,不是每个研究员的计算水平都过关的。
李鑫今年三十多,也就是50年代出生,小学和中学基本是在革命中度过,这种情况下,他能完成研究生教育,显然要付出常人数倍的努力,或者,常人数十倍的资源。
杨锐也不找人帮忙,自己在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条目下,找李鑫的论文。
北大的图书馆整理的很好,这花费了杨锐一些功夫,但他还是找到了三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三个中文期刊中。
研究生三年,发表三篇论文,这是挺不错的成绩了,怪不得李鑫想继续做学术。
杨锐倒是点了一下头。后世的研究生大多是从二年级开始做研究的,只有比较厉害的,又遇到厉害的导师,才能从一年级开始,所以,后世的研究生,三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以得到一篇sci论文为目标。
80年代的研究生其实更晚一些,他们往往需要在研一的时候补课,研二的时候上课,好在不用找工作,总有一年半左右的研究时间,三篇论文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杨锐将三本期刊借出来,先大致的翻了起来。
80年代的国内期刊评价体系是很混乱的,只是期刊数量还少,总体显的高端。
李鑫的论文位置都不错,三篇都是非晶态金属的实验论文。非晶态金属其实就是金属玻璃,在80年代属于热点研究,读博继续研究,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方向。
然而,当杨锐具体读起了论文的时候,却发现了其间的问题。
三篇论文中的两篇,用的数据都是同一次实验。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有些实验费时费力费钱,成功率也小,好不容易做出来了,肯定想要充分利用。
不过,利用的方式也很多,深入研究并引用前文是最正当的程序,可另一方面,一旦引用了前文,本篇论文的独创性就大打折扣了,遇到严苛或不认真的审稿人,被驳回的几率很高。
比如pcr的发明人穆里斯,他的首篇pcr论文发表于《自然》,之后的深入研究重做了新的实验,却因为没有说明与《自然》发表的论文的不同,而被《科学》拒绝,最后只能去了《酶学方法》。
为了减少被拒的几率,很多论文作者就不会引用同实验的前文。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不受待见,但确实存在。
审稿人也不是每篇论文都看过,每篇论文都记得,即使发现了被拒,其实也没有多少麻烦,审稿人又不是学术警察,即使多嘴说上两句,也不会怎么样。
只有少数国家,才会有严格的学术管理,可即使如此,学术这么高端的东西,学者都那么忙,想要真正的严格管理,也是很难做到的。
而且,许多学者也不畏惧惩戒,大不了辞职去私营公司工作好了。便是80年代中国这样的环境,一名水平普通的研究员,或许会在北京混的不好,但只要愿意离开北京,全国尽是可去之处,仍然会有很多的地方企业来招揽的,所以,比起学术不端那软弱无力的惩戒,把握眼前,将职称和名气快速提高变的更划算了。
李鑫显然也走了一条小捷径。
他没有引用自己前面的论文,从而令自己的第二篇论文变成了一篇全新的论文。
杨锐仔细的读了它们,很快明白了为什么。
李鑫的两篇文章,根本是雷同作。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