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寇,若按如今的速度花销下去,明年秋收之前,三邑府库里的钱帛就将告罄了!”
计侨此说并非空穴来风,他手上用“周髀数字”写满的简牍正是今年的进账和明岁的预算。
他苦口婆心地说道:“自从鲁国百年前初税亩后,便开始变籍田彻法为收粮食税,但司寇为政后,不仅焚毁了往年积压的债券,还将今年的秋税几乎全免。所以别说刚入手一月的郓城,连统治了小半年的甄、廪丘也没多少赋税收入……”
对于这一点,赵无恤自然有自己的理由。
他答道:“重农第一,是我前些日子召集诸吏公议时制定的根本之法。古人言,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所以想要封地富裕,不能不重视粮食,这个道理,计先生应该知晓。”
无恤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以往卫、齐、鲁三国官府都一个德性,征税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人只好向邑寺、宗族或者商贾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征课,所以才会积压那么多债券。
此外还有官府勾结商贾,在收获季节故意压低粮价、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赋、丘甲和各种劳役等压在农民头上。于是一年四季下来,从事农稼往往只能苟且养活一户人家,一旦遇上灾年,每家饿死一两个人是寻常事。所以才导致了大量农人向大野泽逃亡的情况。
无恤对此也是痛心疾首:“农人外流,这正是粮少而民户没有积蓄的缘故。何况大军过后,必有灾年。师之所处,荆棘从生,三邑才经战事蹂躏不久,虽然因为我的缘故,晋军并未劫掠,但依然年景不佳,何况还要应付我的征召。我如何忍心让民众因为这缘故破家散财。卖儿卖女,又如何甘心他们在我治下也涌入大野泽。增加盗跖的实力!?”
计侨哑然,但还是说道:“虽说此举是为了稳定三邑人心,让战后经济恢复,但也未免太过。少量降低即可。如今已经入冬,三邑农事是没指望有任何收入了,至少得到明岁夏初,冬麦成熟后才能有进账……”
一年半时间,粉食已经从晋国传播到了宋、齐、曹各地,连鲁国也开始遍地开花起来,鲁国工匠本就心灵手巧,只要见过石磨的实物,仿制起来又有何难。甄地和廪丘虽然都早早建起了磨坊。但随着技术的传播,麦粉的垄断性是越来越低了,没有出现计侨期待的暴利。
他对此十分不爽。又提高了声音道:“半年来的花销实在太大,司寇不能不加以重视。修整墙垣、道路、沟渠是一笔开支。实施新政,不再授予属吏食田,所以邑吏们每月都得发放俸禄,入秋入冬后还得赐袄子裘服御寒一笔开支。”
“而耗费最大的,还是司寇养的近千名招募兵。彼辈不事农桑,平日只专注于训练和剿贼。兵甲精良,月月都要有替换,死伤皆有抚恤。对征召兵也太过优容,晋国诸卿征兵,彼辈还要自带衣物和兵器,司寇这里却是一应提供,战后若是有功,还会赐衣赐褐赐粮,弄得民众喜于征召……
无恤笑道:“民众喜于征召,不再刻意逃避劳役,这不是很好么?这正是薄税敛,毋苛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也。”
计侨说的这些事情他都清楚,但无恤前世看过《国富论》,里面说过,做作君主,无论是大国还是小邦,或者一个封邑主,都得履行多种义务,同时付出诸多花费。
比如,君主的第一项花费,是尽力维持其尊严。所以要有一定的钱帛用来修缮府邸,制作衣物冠带,维持出行的车马仪仗,年节时向相识的贵族赠送礼物。这些东西恰恰是赵无恤最省的,对此,计侨倒是极其欣赏,勤俭一向被世上贤士所颂扬,比如中行穆子简朴,中行寅奢侈,所以父子两人才在天下士大夫间有不同的风评。
更为重要的还是第二项义务,既保证领地安全,为此君主要付出大量费用,使领地不受邻邦、盗寇的横暴与侵悔。所以无恤才需要养常备兵,每隔一天就训练他们,同时加固城池,制作战争器械等。
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是建立并维持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的运转。三邑的官署、刑狱、从邑到亭里的属吏,开通道路,疏通河流,开挖沟渠,建造有利于农事的水利器械等。还有赵无恤筹划的仿照孔子、少正卯私学,重振公学,在国人中推行蒙学教育事业,都属于这方面……
三管齐下,府库内的钱帛才会消耗得那么快。
自从来到濮北后,计侨看着日渐减少的积蓄可愁坏了,赵无恤却不管不顾,自行领兵在外面大打四方。
他憋了好久,便一吐为快道:“若是平日还好,子贡在陶邑经营侈靡之业,每月都能换取数千石粮食输送到甄地。这便是半年来濮北收成较往年少,却不至于饥荒,还能分予中都一部分粮食的缘故。”
“可一旦开战起来,就比如说这次,司寇动员数千之众,仅仅出百余里,在鲁国境内作战一月,却依然日费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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