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宗教鬼神，佛比道受到更多资助，是因为这玩意儿消耗国力的意义更大。
华夏周边诸国甚至国内很多少数民族的崇佛习惯，都少不得某一代朝廷的推波助澜。
而在本国，却对皇帝以及对民间宗教的信仰，长期保持相当程度的警惕。
摆出对佛道等宗教事务的尊崇姿态，不过是看重他们的劝善驯民之功效耳。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华夏文化对宗教才会有不养闲神这种甚为功利的态度。
所谓华夏民族没有信仰，那纯属拿着愚昧评价先进的扭曲标准。
华夏民族信天信命，信道德自律与利他主义，信人定胜天信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
但就是不需要信什么具体且具象的毛神，才能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善良。
信神是闲来的消遣，少有为此消耗国力的事情发生。
鼓励行商却不一样，这祸害的可是本国士人豪族。
所以卢喷喷和朱儁等人心底里一直有一些不安。
他们担心，这种举措会长久的败坏国内风气，引导不良的社会价值取向，乃至从根本上败坏国力。
但荀彧的说法，似乎商贾也不是那么不堪？
听卢喷喷询问，荀彧恭敬的拱手，道：
“仅一得之愚，岂敢妄做诳语。”
一得之愚说的是智者千虑和愚者千虑的典故，这就是谦虚了。
卢喷喷还没答话，旁边依旧板着脸的朱儁却急急道：
“与吾等细细说来。”
他喜欢挑刺的性子不光挑别人的刺，连自己的刺也挑。
所以比起卢喷喷这种本来就有些老无赖的性格，他更不容易放过自己。
诱使士绅从商，他内心的内疚感与负罪感始终折磨着他。
这会儿听闻荀彧说得好像有些道理的样子，他自己也很想从中获得解脱。
朱儁本来对荀彧并无好感，特别是大概听闻了一些他组建皇商行会时的举措。
觉得这又是个浪荡无行善鼓弄口舌的所谓名士。
但他也是个很善于反省的家伙。
听闻了荀彧完整的说法，顿时察觉到了自己的偏见，对荀彧的印象有些改观。
这话题还挺大的，荀彧少不得需要侃侃而谈。
“初闻以田换股诸策，彧曾不解，商贾为贱业，耕读方为士族正途。”
“今上欲以贱业赋士绅，以陛下立周庙兴推举之智，何愚至此。”
“后久寻古籍，《易经·帝系》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若商取利害民，虞舜圣人也，缘何为之？”
“商为古之四民，《左传》曰：士农工商，不败其业。”
“班孟坚《白虎通 商贾》有云，商之为言章也。”
“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
“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
荀彧说，最开始听闻庚哥要让士绅都从事商贾之业，他也不理解。
士绅是国家的栋梁，为什么陛下这么聪明的人，要让士绅从事贱业呢？
他遍翻古籍，发现最早记载商业行为的是关于虞舜的记载。
尧舜禹汤，这可都是上古圣人，圣人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吗？
他担心是自己的学识浅薄，不解陛下的深意，于是又翻书苦思。
商贾商贾，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说，行者为商，坐者为贾。
也就是说长途贩卖，互通各地有无的是商，开店售卖，充实民众所缺的为贾。
荀彧说按这么来说商贾虽然不事生产，却是有益于民的啊，何至于沦为贱业。
他发现商人沦为贱业，是从暴秦商君变法开始的。
商君是为了使民寡欲，只知饱足，方便管理和驱使才这么干的。
这样国家虽强，却是霸道而不是王道。
而且即使暴秦，也出现过吕不韦这样把持秦朝国政的大商贾。
大抵是因为对吕不韦这样通过经商掌握大量资财，再进而左右国政的商贾的恐惧，后世才对商贾严防死守。
以至于有商人不得当官为政的规定。
但对商贾的防范，岂不是正说明商业聚集财富的能力么？
个人为之尚且可以富可敌国，若朝廷为之，岂不是不用取税，便可财赋充盈？
他遍思今上瓷窑、书局、粮行等政，觉得庚哥就是这么个意思。
当今陛下是久苦于国家财政紧张，又不愿意加赋于民，想以国经商了。
国家经商积累资财的程度与速度，当然不是个人和家族能比的。
那当然也就没有必要防范商人了。
所以，陛下并不是薄待士绅，而是想带着士绅与国家一起发财啊。
他不知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总觉得这样下去事事言利，有违教化万民的圣人之道。
但夫子斥赎奴不取的典故，又给了他灵感。
以利诱人存仁，比空口白牙的教化会更有效。
管子尝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我们儒家虽然追求人穷也要守节，但也可知让人民富足，是有利于使万民被教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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