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宝宝诸子夺位相残，是在绍宝势力壮大并且他自己身死之后。
可怜的长子袁谭外放青州的时间，却在初平年间（190-193）。
彼时的绍宝宝自己都不成气候，长期处在张燕、公孙瓒等河朔势力的威胁之下。
袁谭在青州任上也干得不错。
“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战功赫赫，对绍宝宝集团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汉书 公孙瓒传》记载说，（袁）绍复遣兵数万与（田）楷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
绍乃遣子（袁）谭为青州刺史，（田）楷与战，败退还。
绍宝外放袁谭到青州，起到了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
但是《魏书 袁绍传》却采用了这样的记载方式：
（袁绍）击破（公孙）瓒于易京，并其众。出长子（袁）谭为青州。
故意将袁谭外放青州的时间线，放在袁绍攻灭公孙瓒（199）之后，抹黑意图非常明显。
沮授所谓“必为祸始”的记载，因此就有点倒果为因，非常符合时空穿梭党的言语逻辑。
沮授在《袁绍传》中首次出现，是为袁绍画策定河北的《邺中对》。
“横大河之北”的战略方针，与袁绍“据河南向，以争天下”的本志相合。
《魏书 袁绍传》记载，沮授说（袁）绍曰：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
《邺中对》的历史价值，被评价为与鲁肃的《榻上策》、诸葛亮的《隆中对》相似。
但问题是除了最后三句“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在他说这些话之前，绍宝本来就是这么想的。
《魏书 武帝纪》对此有记载。
（袁）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所以我们说只是与绍宝本志相合。
绍宝有足够的底气不迎献帝复刘氏，因为袁氏本来就是除皇室之外的天下第一世家，声望足够。
不必像阿瞒那样需要依靠献帝提升自己的声望。
所以那多出的三句话，其实也是废话。
《邺中对》并没有像鲁肃的《榻上策》那样，明确己方抢地盘为主的现实主义方针。
也没有诸葛孔明的《隆中对》那样，给备崽儿指出一条所谓匡复汉室的理想主义整体规划。
对绍宝的既定策略根本毫无更改，算是一段无比正确的废话。
充其量只是能表示，沮授看得懂绍宝的图谋。
被硬抬到与《榻上策》及《隆中对》并列，实属荒谬。
但这么干的作用，在于先入为主，将沮授塑造为袁绍的心腹谋主。
定下基调之后，便可以强化“袁绍不纳忠言，失败理所当然”的思维惯式。
这种手法，充斥《袁绍传》全篇。
所以故意错乱时间线，把袁谭镇青州放在绍宝击破公孙大玉儿之后叙述，让沮授出面谏阻，也并不出奇。
官渡之战，是沮授活跃的高峰期。
彼时的沮授竭力阻挠袁绍南征，袁绍不听；沮授又劝袁绍打持久战，不要南渡黄河，袁绍又不听。
在反复的“不进忠言”之下，袁绍终于迎来的惨痛失败。
然而历史真相，又并非如此。
《魏书 袁绍传》记载，（袁绍）众数十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
《孙子兵法》云：五则攻之，倍则战之。
利用优势兵力渡河强攻，本身并无不妥。
就《魏书》的记载，绍宝渡河之初，一度取得战略优势，阿瞒后方“军民疲乏，多叛应袁绍”。
《魏书 袁绍传》：太祖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
《魏书 赵俨传》：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
仔细梳理绍宝麾下众谋主的意见，会发现审配、郭图、逄纪、许攸等人均支持袁绍渡河决战。
真正的反对者，仅有沮授与田丰二人而已。
由此可见，袁绍绝非“不纳忠言”之人。
沮授的相关记载，实际是以结果倒推原因，将乌巢被焚与张合投敌的偶然事件视作必然。
《魏书》绍宝本传实际是刻意选取剪裁对袁绍不利的言论，来抹黑绍宝。
官渡之战的胶着期间（200），沮授曾建议袁绍“遣别军助战刘表”，以袭击曹操的后方。结果“袁绍又不从”。
但按《刘表传》记载，“袁绍求援于刘表，刘表许之而不至，亦不助曹操”。
可见袁绍已经做到位，是刘表不守信用。
但在曹魏史官的笔法下，一切都成了绍宝的错。
前面还可以说是在故意误导，这里却已经是在颠倒黑白了，可见曹魏史官的节操。
至于绍宝偏信南阳与颍川奸人谗言，打压冀州本土派。
孙策、孙权扶植淮泗流寓抗衡江东土着；刘焉扶植东州流寓（三辅、南阳人）对抗益州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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