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只是王道。
如果是圣人道，那就要求你化身乌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苦口婆心跟人讲道理搞教化了。
所谓以德服人做圣母。
对内部百姓行圣人道，对外部邻邦他国行王道，这就是华夏智慧所追求的内圣外王。
只可惜这年头咱妈对内的教化圣人道有些太圣母，所以有些抵不住西方的远程畜牧业，一定程度的养巨婴。
这些年也在逐渐改进。
上下五千年的智慧，不是那些西方蛮夷与学了个半吊子就叛出师门改舔西方的逆徒逆子们能比拟的。
在这种文化传承下成长的汉代士大夫，怎么可能会去采取用杀戮和战争来控制人口的做法？
只是有些人，也默默把这种方法作为备选方案，悄悄藏在了心底。
万一四民之政不能止乱，或许他们的后辈就会在他们的家学中找到这种做法。
世家为什么可怕？
不止是土地的传承，更是用家学凝聚了历代老祖宗的见识与想法，使他们自幼眼界都远超旁人。
只是可能会有几代资质平庸，以至于无法发挥罢了。
可惜数千年治乱循环，这种传承终究是断了。
断到即使五姓七望的后嗣，听闻华夏各姓皆贵族的时候，也只会在各种评论区询问：我这一姓出过什么名人？
不是士人与贵族后嗣，大抵是没有机会繁衍到现在的。
不要小看治乱循环中华夏文明底层汰换率。
到后期的底层，基本都是百千年前的贵姓旁支，或是败落了的大姓主支。
问本姓名人之前，探究一下本姓的起源，会让你对自己的贵族后裔身份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都是闲话，既然控制人口不可行，那就只有继续研究陛下诏书中所提的四民之道了。
不仕则商，那为了防止士大夫预备役在从商过程中的堕落腐化，必须有机构对他们进行严格的道德约束。
好么皇商行会就也是必然且必须的机构了。
随着商业的繁荣，匠工的出产也就有了更广泛的销路，果然可以容纳更多的非农业人口。
虽然不至于能以有限之土养无限之民，但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的确更能接近理论上的上限。
真过了上限怎么办？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暂时想不到，所以搁置。
由于套了“士农工商上古四民”的幌子，东廷之治在这一刻真正令以杨彪为首的这帮西廷旧臣折服。
对于这帮崇古的家伙来说，想透的道理与对上古毫无原则的崇拜又结合在了一起。
老祖宗和圣人们果然比我们更有智慧。
诏书说得不错，士农工商果然是天下这个大桌子的四根桌子腿。
而且这么想连科试制度也合理起来了。
《吕氏春秋-尽数》曾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要保持一个阶层不彻底腐化，就得保持其流动性。
土地是跟国家租种的，匠工与农人之间可以无缝转换，只看能否从国家手里租种到土地。
而匠工与农人若有资财，便能转变为商贾。
初时虽然受些歧视，完成一定积累之后就可以转作皇商。
破落的皇商家族又可以转换为匠工或农人，区分只是有产与无产。
若还执行之前的察举制，他们清楚那所谓的选拔必然蜕变为利益交换。
而且他们更清楚，名声不代表能力，纸面对学问的考核的确比的因名授官更靠谱。
杨彪攻击科试，仅仅是从阶层利益出发罢了。
通过这种方式，更有效的从农工商中选拔优秀人才成为士，士便回归“协助君王管理天下的官吏及贵族”的原始本质。
而避免这种身份被泛化为地主阶层及有能力脱产学习的阶层代称。
这样士农工商天下四民之间的通路等于说是打通了，大家都有向上向下流动的机会。
若士被固化为地主阶层，却几乎必然导致这个阶层的彻底腐化，成为天下的毒瘤，周而复始的运用兼并祸害天下。
虽然出让土地后，有短期看来更为丰厚的商利替代佃租收入。
但如果毫无补偿的让原本身为地主的世家豪强全面出让政治权利，放弃对国家官职与晋升途径的垄断，也必然会引起反弹。
那么这时候，县一级的推举制，让更多转化为皇商的世家豪族更接近掌控底层权力，一定程度能缓和与缓解他们的抵触情绪。
郡县一级的主控权，其实一直是在世家豪族手里头。
官方任命的郡守和县长县令根本斗不过他们，往往只是傀儡。
所以兴推举，不过是让世家豪族把原本桌面下的博弈放到了桌面上。
并废除了原本很容易沦为摆设的流寓主官。
而郡守从推举出来的县官中选拔，也给了这些把控一县的世家豪族治理好地方的动力。
郡守级别的三互法，避免了具备更大权力的郡守为本家牟利。
如果完善的话，太师治下西廷官员，应该是从优秀郡守中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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