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老师，世宗皇帝确实曾经定下耗羡归公之法，可如今呢，依然出现了官府吏员入不敷出之弊，那么如今只要将耗羡归公之法换个名字，再加一笔赋税，问题就真的能够解决吗？十年、二十年之后，若是又出现其他缘由，官府再一次入不敷出，那还要再搞第三次耗羡归公吗？如此久而久之，百姓的负担不是一样少不了吗？”汤金钊也不相信“耗羡归公”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那……你们觉得，如今漕运的问题，还有别的办法吗？若是……所有只要可能加赋的办法，你们都不愿意接受的话？”阮元到了这时，也逐渐清楚八折之议无论利弊，终究是一项得不到共识的提案，可即便是自己，也确实寻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老师，学生觉得，无论如何，法度都应该有垂示万世之用，若是直接奉行这八折之议，那不是等于明示天下，朝廷乃是唯利是图的朝廷，我等为官之人，半生修习圣贤薄赋爱民之语，却终归无用吗？”汤金钊也不觉感叹道。
“是啊，阮宫保，下官平日也从来雅好汉学，以为汉学之道，最为接近圣人本意。下官勤于治学，已有十余年了，可下官看圣人之言，无论如何也没有让我等明加赋税，圣贤也不可能明知一项新制有重大弊端，却依然推行这种新制啊？还是说……难道我们这几十年所学的圣贤之道，都白学了吗？”程恩泽在各人中年纪最轻，却对学问之事最为执着，说到这里，心中也是充满了不甘之念。
“老师，春海的言语虽然激烈了些，却也是如今许多后学的所思所想啊。”王引之也向阮元解释道：“别说老师了，就是我自己的学生，有不少刚刚做官之时，还都能够抱着一腔热血，想着到各府县做个好官，惠及民生。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便往往发现，下属吏员总是额外加征钱粮，可他们若不这样做，官府也没有足够余钱雇用这些吏员了。最后要么，他们作为县官自己加收陋规，还能让吏员少捞些油水，要么……就只能放任下吏自行其便了。久而久之，就连我的一些学生，也因为做不了知府知县，相继挂冠而去，可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老师精通数算之道，当年在浙江，如今在广州，都能让朝廷的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吏员也不至于心生怨念，可老师这般数算之才、查吏之法，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及呢？”
“这样说来，倒是我对后学之事了解得太少了啊？”阮元自然清楚，自己这几个弟子立身甚正，不至于因为私利私怨就去否定孙玉庭、英和的更革之议。可若是如此，那么反而意味着，如今天下之间的问题，远比经史之中所言历朝历代之弊要复杂困难得多。
“是啊，如今之世，这许多问题究竟是哪里来的呢？”姚文田也不觉向各人问道：“国朝惩历代之旧弊，立法定制最为详尽，如今之世，无穷兵聚敛之君，无一手遮天之臣，督抚节制一方，却没有李唐藩镇之祸，外戚、宦官、后宫俱皆安静，只能有所进言却不能左右朝政，国朝荡平四境，昔日历朝历代的边患，我们都没有了。可为什么我们阻止了一切旧弊，还会有这许多新问题呢？”
“秋农，或许正是因为国朝法度完备，如今这些问题，才能被我们所重视啊。”阮元也向姚文田劝慰道：“其实如今这些问题的根本，我看还是在于户口日增，物价日涨，旧时定下的赋税，如今便不够用了。更何况仁宗一朝，水旱灾祸频仍，竟无止歇之日，国家开支自然也就多了。去年我听说，京城还爆发了瘟疫吧？佩循兄和方总制也……其实这些问题，我想以前的朝代并非没有，可是之前的朝代，往往到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也就像秋农所言，另有聚敛、权臣、宦官、藩镇、边患诸般大事，以至于这些事过于明显，竟掩盖了其他问题。所以古人还没等到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国家就衰落了。我们呢，我们没有了这些旧患，所以许多旧日不被前人重视的问题，今天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这样说来，我们虽然解决了诸般旧弊，可还有许多新的问题，等着我们再来寻找新办法啊。”阮元所言瘟疫，指的是道光元年突然出现在京城的一场大疫，一说这种疫病便是从广州传入内地的海外传染病霍乱，许多直省也受到波及。大疫之后，先前的阮元同学，吏部尚书刘镮之因身体衰弱，竟而去世。这年年初，先前与阮元等人一同得到嘉庆赐宴的前直隶总督方受畴也撒手人寰。是以阮元说起上年大疫，也是悲从中来。
各人听着阮元之语，一时也均自沉默，不知有何良法。过了半晌，王引之方才劝慰各人道：“我倒是觉得，老师所言不错，但是民间也有句老话，太阳底下总没有新事。其实倒不是全无新意可言，只是凡是新生之物，总是要从旧典中推陈出新而来。若是旧意不明，那新生之物便是无根浮萍，不会长久的。我等潜心治学，不也是为了将圣贤未明之要义发掘出来，重塑天下读书之人，进而完成修齐治平的大事吗？所以，我还是相信，我们只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还是可以找到稳妥的治世之法的啊？”
各人对王引之之言倒是没有意见，纷纷称赞王引之学行深湛。可是即便如此，这时各人心中，却也多了一个不祥的念头。
王引之所说的，稳妥的“治世之法”，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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