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连州之役已经结束，云南的阮元等人也为曾胜庆祝了两日。阮元自然清楚，如果各地不能太平，整顿各省军政之事，也会被无休止的战事拖累，难以有效实行，如今连州已平，即便是云贵之地，也可以变得更加安稳，阮元遂与伊里布、潘恭辰等人一道，继续对云贵两省冗官、冗兵情况进行调查，适当裁削，这一日潘恭辰也将云贵裁减官兵之议定下，交由阮元一并审阅。
“阮中堂，云南的守兵情况我等已经详查过了，一共可以裁减守兵八百人，贵州那边我也看过了，有七百人的兵缺并无实用，一样可以裁去。这样咱们云南一省每年可以省出余银一万两，米大概三千石。官缺这边，曲靖府的水利同知、弥沙井大使，曲靖、大理、永昌三府司狱，这些官职如今都已变成了闲职，没有实用，自可一并裁去。”潘恭辰向阮元汇报道，所谓“守兵”是清代绿营一种基本不会参与作战的兵种，平日仅驻防于各处要隘，并在一些关要之地设立营汛驻扎，久而久之，许多守兵都失去了战斗能力，有些营汛要隘也变得不再重要，是以阮元方有裁削守兵之议。
“这些准备裁掉的守兵，确实都是无益之地的营汛兵士吗？”阮元尚不放心，又向潘恭辰问道。
“是的，这些营汛，有些早已荒废，有些时过境迁，也没有多少行人来往了，再维持下去，下官看来也无用处。”潘恭辰答道。
“也好，无用官兵职位，即便留着，也无益处，就按你拟定之议，上奏皇上予以裁削吧。”阮元清楚这些官职已经渐渐失去作用，便也同意了潘恭辰的计划，又向他问道：“如今昆明城里粮价如何，你可有查探？”
“下官打探过了，如今昆明米价，粗米百斤可值千钱，若是精米，可能要更贵一些。”潘恭辰对于民政之事，显然一直多有留心。
“粗米百斤千钱……如今人口增殖，尚能有如此市价，不容易了啊？”阮元也不禁感叹道：“这一转眼，我做云贵总督有六年了，六十九岁了，哈哈，自知心力也不如壮年之时了，凡事记得快，忘得也快。要不是你做这个布政使，云贵兵马钱粮、盐务市价俱皆清楚，只我一个人做总督，可要误了不少事了。这样说来，我要多谢潘藩台才是。”
“中堂客气了，这些年下面的事都是下官在办，可居中定策，还是中堂之功，中堂督抚九省三十年，庙算之才，下官亦是叹为观止。”潘恭辰也向阮元谦辞道。
“潘藩台，你以前也做过广西布政使吧？你在京中做官之时，可有人举荐啊？”阮元眼看云南尚属太平，心中自也宽慰，便与潘恭辰攀谈起来，道：“我记得先前你说起自己履历，是在六部为官，并非我这样的翰林，若是在六部，无人赏识，想做一省藩臬也不容易吧？若是京中先前也有荐举之人，不妨你告知于我，我如今也想着到了明年，再次北上入觐，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要登门拜谢，感谢那位大人为我选了你来做云南藩司，可是帮了我大忙啊？”
“阮中堂，这……下官也不知当年有无荐举下官之人，只是嘉庆之末，下官也曾遇到一件难事，险些丢了官职。当时下官听闻，是如今的卢中堂力保下官无过，下官方才能够继续在六部任职，或许也是这个原因，下官得到了仁宗皇帝外放，才能在直省有所作为。”潘恭辰也向阮元答道：“下官进六部那几年，开始是在工部做主事，那时候下官也是年轻气盛，眼看工部有些陋规，就想着提请仁宗皇帝明断，将陋规尽数裁去，平日与其他工部之人往来也不多，后来下官才知道，当时工部其他司官，有不少都嫉恨上了我。有一日，这些人忽然向仁宗皇帝检举，说……说下官侵吞公帑，当时仁宗皇帝也没有偏私，而是让军机处调查于我。那个时候我一直被软禁在家，清楚托中堂卢中堂都是执法严格之人，我虽然没有侵贪之举，可万一他们不顾实情，只一概严办下来，又当如何是好？眼看只要他们的诬陷坐实，我便是遣戍之罪，我当时也绝望了。可是就在此后一日，朝廷竟然传来谕旨，说我并无贪贿之迹，将我放了出来。仁宗皇帝此后召见我时，还说起我办事认真，为人清廉，很快我就升了员外郎，改任同知，一直到了今日。”
“我当时也很疑惑，不知竟是何人定了我无罪，直到后来我才清楚，原来是卢中堂在军机处之内，见了我案卷之上，多有含混不清之处，又对我工部之事多加打探，这才确信我并无贪贿可能，正是卢中堂力主我无罪之言，让其他大人改变了主意，最后才定了无罪。这样说来，下官若是见了卢中堂，也要称一声恩人了。”只是潘恭辰这边是据实相言，一旁的阮元听了，却已是面色凝重，竟然迟迟不能言语。
“卢中堂……南石兄啊？没想到冥冥之中，竟有如此天意，南石兄，你……是你帮了我啊？”阮元回想起自己几十年来与卢荫溥的种种恩怨，不想到了最后，卢荫溥当年的一个无心善举，竟还能够为自己寻得一个辅弼能臣，也是感叹不已。或许，自己和卢荫溥之间，原本就没有那种水火不容的冲突，究其根本，只是二人所任内外之职不同，故而所见所感，也各有差异罢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