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每乡镇区民人自设民会，由当地有产之户自己推选民会代表。摊丁入亩后，除开按田亩征收之正税，其他杂派我们定下具体名目，分摊到每县乡镇区，由民会代表们自己商定其中细节。”
楚行淡淡地将摊丁入亩的实际操作也说了出来，之前说了官府下乡，官吏一体，看似动作大，变革却不如这一条大，这才是颠覆过往儒法社会的决定性一步。
众人初时不觉得太过惊诧，一来之前这过程是隐于表面之下，原本地方官借乡绅吏员之手征税，过程的实质也是如此，二来这跟之前山东的行事手法一般无二。
可仔细想下去，越想越觉得深不可测，连陈启新都皱眉道：“这不是许民人勾结，对抗官府么？若是串联起来，决意不缴，怎生是好？”
楚行耸肩，不缴？
个人不缴，有民会，有官府，这不是问题。
如果民会决意不缴，就不设公署，不给民人定户籍，不管他们的治安，不给他们裁判执法，实在不行，也可以解散民会，重新推选，法子多着呢。
再说缴皇粮是华夏民人千百年来的传统，有产之户一般也不会径直不缴，而是要争论缴多少，缴的钱是什么说法。
这好办，设县民会，让每个乡镇区民会推选几人，组团跟县里官府讨价还价，这样乡镇区民会也能跟县级行政机构连在一起，再不需要官府隔着乡绅吏员一层去征税。
有了民会，民人就有了一个工具可以说话，虽然只是针对地丁钱粮，只是分散于县下的乡镇区，却是一个开端，就让这民会以后慢慢壮大，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地方代表吧。
“就怕这民会成恶绅害民之器……”
有熟悉乡间民情的官员很担忧，以实情而论，这样的民会，多半是为乡绅把持，到时候他们压榨起乡民来，会不会比以前更理直气壮？
“所以才要进一步官府下乡，官吏一体。有官府在乡，才能维护公平正义。有官吏一体，往日沉于县乡，与乡绅勾结的吏员才能浮出水面，受地方和中央直接监管。同时我们也要订好民会章程，从中央到地方两个层面来监管民会的正常运转，不让其被恶绅把持。民会代表，终究是民，其他民人，借着民会，总也是个抗衡之处。”
楚行如此解释着，他还有话没说透，设立民会，这就是个几方博弈的平台，政府和民人之间博弈总额。
然后政府监管，保障公平正义，让民人各阶层在民会里博弈摊分。就华夏传统而言，民人相对政府，小民相对乡绅，总是弱势而不敢言的，但在一个规则明晰的框架下，弱势一方也总能找到主张自己权利的空间。
在其他官员看来，民会就是个民人自决分摊税费的工具，如果这个工具能正常运转，地方和中央的分税制，就能顺利推行了。
“本朝还未完全恢复明廷对民间的控制，根据各县的呈报，预估今年的正税会少三成，借着民会，也能将钱粮总额步步补足。”
楚行说到了民会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夯实新朝对地方的把控。
接着话题转回正途，地方和中央怎么分税？
分税制涉及一个体系问题，到底要设置几级财政？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楚行决定先只设置县和中央两级，府一级只是个协调机构，等地盘再大一些，再来考虑省一级。
而中央和县要怎么分税，这个问题楚行心中大致有底，但还需要具体数字作参考，跟内阁和户部官员核算了一整天，楚行最终决定，摊丁入亩后，正税和之前明廷所收的火耗、地方杂派都包括进去，打包成为统一的田税，全归由县级地方，大致可以支撑县以下官府的正常运转。
“名义上归由地方，依旧是由中央调拨，以有余之县补不足之县，总额盈余，存留补欠，不挪他用，仍不足补欠的话，再视情况调拨其他税种补入。总之田税的用意，就在于养官。”
楚行这个决定，是将官府拆分成了几部分，而在他的设想里，田税就只用来养地方官和中央，将基于田地的权税体系稳定在有限范围。大乾一国将是工商之国，农事自然不能废，但却不是未来国政的核心。
田税是地方享有，中央调剂，没有彻底分开。
而发展地方，光养官可不行，所以地方还需要有自己的税种。
原本伪明时期，就有契税、市税、地方关税和籍税等补充，现在楚行将其作了大致划分，关税、籍税等阻碍商业流通的税种取消。
契税（ps，你以为穿越买房就不交税了么……）和市税等小规模工商业的税种也给地方，这部分钱不多，即便地方工商发展起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办大事不足，可还能办一县之事，就由县级主官和县民会去博弈该怎么用到实处。
比如养治安军，修路架桥等等。
原本楚行还考虑过地方和中央在无主土地的归属分割，可这涉及到根本的土地政策，现在还不好贸然动手，土地政策就先维持现状，后面再来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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